20世纪中期，钱穆发表《中国社会演变》，认为社会有它本身内在必然的发展。中国社会不会长停留在殖民化的状态下，也决不会再回复到宋明以来科举社会的老路去；并表达了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四点看法。
第一，中国社会决不能常靠古老的农村经济作中心，而且古老的农村经济也早已在此一百年来，给外来的资本主义荡溃无存了。中国社会之必将工业化，走上以新科学工业配合农业，先复兴本国社会经济，再配合上国际贸易，在整个世界经济圈中占一席位。
第二，中国社会决不能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现代世界潮流趋向的人，所同样首肯的。
第三，中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与推进。而决不能从外面如法炮制，依样葫芦地模仿抄袭。
第四，培植真正的中国智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则对社会发展之前途提不出理想，提不出方案。社会不会在盲目中发展，必先有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方案出现。
——摘编自钱穆《国史新论·中国社会演变》
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任意一点或整体），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史实予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明清商品经济虽比前代有了更大进步，但并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上的冲击。
史料一 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
——《明神宗实录》
史料二 常熟地主谭晓，低价购买大片空闲低洼沼泽地，雇贫苦乡民治理。部分土地被改造为良田，收成大增。水池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种植果木蔬菜，捕捉鸟虫，运市场销售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
史料三 国内没有一个地方出产的黄油和奶制品会比苏州的多，米酒会比苏州的好。这些一般是运到北京和国内其它地方出售的。
——《利玛窦日记》
材料二 欧战前后农商部注册工业公司年别表
| 时期项目 | 1914年8月前总计 | 1914年8月—1920年新注册 |
| 公司数 | 146（个） | 272（个） |
| 资本总额 | 约14.8（万元） | 约11743（万元） |
| 行业类别 | ____ | 纺织业和面粉业居多 |
张海鸥：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图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之处。并说明其未能对传统经济结构形成根本冲击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欧战期间民族工业发展的表现。说明其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材料 罗马帝国“从安东尼边墙和北部边界达西亚到阿特拉斯山和北回归线的宽度便超过2000英里，而从西海洋到幼发拉底河的长度则更超过3000英里”。罗马时代的旅行，“从陆路由意大利去西班牙可能要用一个月，去亚历山大里亚，很可能需要两个月”。中国到汉武帝时代，东西距离3800余千米，南北距离约5480千米。首都长安地处偏远，对辽东、越南北部等边疆地区而言，尤其如此。
古代罗马和秦汉帝国都面临着如何整合国内不同地区风俗与文化，以使之适应中央王朝统治需要的问题。不管是秦汉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境内都存在众多不同文化的地区。甚至同一行省内部，也存在地位不同的共同体。
罗马帝国皇帝的集权很大程度上限于罗马。在地方上，罗马帝国统治的基本单位是行省和自治的城市。罗马总督可以独立发布相关命令，是行省最高的军事、行政和司法长官。自治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通过把治理责任委托到地方，罗马人有效地削减了行政成本，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仅用数百名官员就维持了庞大帝国的运转。
——摘编自晏绍祥《与距离斗争：波斯、罗马与秦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罗马与秦汉帝国在地方治理上存在的共同难题。(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秦汉帝国为克服上述难题采取的举措。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帝国比，罗马帝国在地方治理上的不同之处，并简析罗马帝国“仅用数百名官员就维持庞大帝国运转”其他重要原因。
材料一 一般认为，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开始于10世纪后期。其实9世纪时，意大利的一些和东方贸易有关的城市已然兴起。11世纪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西欧各地不断有新的城市出现。许多城市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者脱离农村与商人集居而成的。还有一些城市是由封建主、教会、国王主导建立的，他们希望得到货币，而获得货币的手段之一是向城市索取。
——摘编自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材料二 长安是隋唐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代后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沿海地区的广州、明州、泉州迅速崛起，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尤其是扬州和益州，富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其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长安和洛阳。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要求用文艺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话本和戏曲就成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样式。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时期城市职能和城市分布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时期城市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消费观念的转变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20世纪30年代国货运动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近代英中消费观念转变进程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 “西方”作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政治概念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内涵指涉呈现出丰富而多变的历史图景，见下表。
| 中国古代 |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指葱岭以东地区，有时也指包括中西亚、印度、东欧和北非在内的大片地区。“西洋”一词首先出现在五代，范围逐步扩展到印度及非洲东部。明末清初“西洋”指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各国。 |
| 晚清与民国初年 | “西方”不仅仅是地理范围上的欧洲、美洲，还包含了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 |
| 新民主主义革命 |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期间，“西方”概念具有双重内涵指向即作为侵略者而被谴责的“西方”和动员西方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的“西方”。 |
| 抗日战争期间，将“西方”概念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和“西方法西斯”。 | |
|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先进仁人志士向“西方”探寻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西方”主要作为被反思的对象出现。 | |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时期 | “西方”概念在国内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势力而进行批判的对象，也是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思想的目标对象；在国际上，是与亚非拉国家产生共情、建立外交关系、树立自信的批判对象。 |
| 改革开放新时期 | “西方”概念主要是指经济上“西方”，形成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对西方开放”，“同西方世界合作”，“不能照搬西方”等概念。 |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概念的运用是站在世界历史角度看“西方”，并形成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历史角度审视西方发展”，“博采东西方各国之长”，“共同发展”等概念。 |
——摘编自黄晓娟、胡国胜等《中国共产党“西方”概念的起源与话语变迁》
围绕“西方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话语变迁”这一主题，从表中提取至少三个历史时期的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表述成文，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材料：任何社会法律的生成都不是其社会现象中的孤立存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固有的悠远古老的中华法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民族习惯、民族精神以及民众的法律观念紧紧相连。同样，外国法律制度也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
——摘编自邓琦《中外古代法律比较研究》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法律制度”自拟论题，进行论述。（可围绕材料中的观点论述，也可从其他角度论述。）
材料一 宋代士人群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宋初石介极力主张为文必须与倡扬儒家之道结合起来，要文道统一。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面对社会危机，士大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范仲淹上书皇帝，直陈天下危机，呼吁“交通”、“更张”，发起了以澄清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在上书中告诫“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他发起的熙宁变法运动把宋代政治变革推向高潮。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材料二 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最终唯有通过政治的实践和检验来确证它的价值。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士人群体意识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近代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特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历史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应如何实现个人价值。
材料一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置进士科算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布上谕停罢料举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科举制的长期存在，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政治、文学乃至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科举制的作用一直是双重的：它曾促进了中国的强盛统一，也一度使得中国衰败落后；既有利于吏治的清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朋党；既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也阻碍了学术的进步；既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又使学校沦为其附庸；既选拔了大量才智之士，也虚耗了无数学子的人生光阴……总的说来，在科举制实行的前期，其进步作用较明显，而后期消极作用较突出。及至清末，科举制还来不及完成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便在历史的浪潮中消失了。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材料二 二战以来，西方传统文官制度体系中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官分途原则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文官试图打破“政治中立”的樊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随着政府所处环境以及文官制度核心价值观的变化，传统文官永业原则受到挑战。统治阶级为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往往僭越制度的规范，典型的做法就是不经过考试任用的程序直接任免文官；另一方面，出于技术方面的考量，西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行政职位的一部分特别是高级取位向社会开放，不拘一格招揽优秀人才，这淡化了考试任用的制度刚性。
——摘编自秦勃《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官制度的嬗变与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科举制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二战以来西方文官制度演变的特点。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外人才选拔任用制度演变的启示。
材料 李桓英（1921―2022），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45年大学毕业后赴美攻读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1950年，她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1958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职。1979年，李桓英第一次走进“麻风村”，村民们自觉地与她保持距离，李桓英却主动与他们握手。此后四十年里，她跑遍云贵川地区，多次往返甚至长期居住在云南省勐腊县，劝说病人坚持服药并亲自喂药。20世纪80年代初，李桓英借鉴世界先进经验，率先开展非隔离的就地短程联合化疗，缩短了疗程，年复发率仅0.03%，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1%的要求。1996年，她首次提出“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结合的模式”，攻克了麻风病防治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2007年，经过数十年努力，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走出了麻风病时代。202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李桓英“时代楷模”称号。
——摘编自唐逸《李桓英带领中国走出麻风病时代》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桓英的主要贡献及其作出贡献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李桓英所呈现的精神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