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内涵深厚，为办好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国北方地区生活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开展了各项与冰雪共生共存的生产劳动活动，在历史发展和变迁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文化。

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疆阿勒泰市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岩画中，出现了“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人”图像，并伴有一些动物形象线条，这是人类发现最早的反映滑雪运动的考古资料，新疆阿勒泰地区被学者认为是现代滑雪运动的发源地。隋唐时期雪上活动在文献中的记录更为清晰，对“滑雪板”的材质、形制有详细的说明。滑雪板的材质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民族“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宋代以后的滑雪运动更增添了竞技娱乐色彩，出现了拖冰凌（雪车）、堆雪人雪狮等休闲雪上活动。延续至今，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满族的雪地走、木马滑雪，鄂伦春族滑雪、皮爬犁，朝鲜族坐雪爬犁等项目，目前都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传统的雪上竞技运动项目。明代以后，冰上运动发展更为专业化、多样化，满族的“靰鞡滑子”（简易冰刀鞋）大大增加了冰上活动的技术。据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25年举办了多个冰上比赛项目，当时的贵族、将士争相竞赛，开展了冰上射箭、冰上武术、冰上舞蹈等活动，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冰上运动会”。清朝是冰上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满族入关，“冰嬉”“冰床”等活动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民间掀起了冰上活动的大潮，冰上活动的竞技性、娱乐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我国传统的冰雪文化运动，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留下了各类古籍文献、文化遗迹、珍贵文物等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以冰雪运动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互促进、互为融合，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中迸发出新的时代风采。让我们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世界交出一份冬季奥运会的中国答卷。

（摘编自覃琛《从中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

材料二

冰雪运动，特别是大众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开展，当然离不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但纵观目前各地冰雪文化活动中的展演形式，一些冰雪体验的建筑、庙会和礼堂等，或是民俗风情、生活起居等文化内容，大多都停留在表象的展示阶段，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冰雪文化的深度发掘和个性化展示还远远不够。

对于我国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建设来说，就是要将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内容做实，活化为涵盖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历史传承、文创开发、遗产保护等在内的新内涵。“活化”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传统文化基因的反应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首先，要唤醒地域传统冰雪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知。传统冰雪文化通常是由身体演绎的，很少有单纯性的文字记载，当地民众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记忆，能够通过实践还原冰雪场景，以最大限度保持冰雪文化的原始性。同时，要吸纳与其冰雪相关联、与其文化相融合的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治理联盟，站在大国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角度，宣传传统冰雪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保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地域冰雪文化是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联结的文化形态，是村落乡土文化的优质资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中国人来说，是延绵一生的文化记忆。因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开展能有效勾起村落内居民乡愁追思。传统冰雪项目的开展更多地依附于传统的节庆，对此，可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土冰雪文化平台、冰雪陈列馆、冰雪大讲堂、冰雪民俗馆等，打造村落居民的精神家园。

最后，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管理政策，打造冰雪产业。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与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相关联，通常借助庙宇、祠堂、村落、建筑、生产器具等来表达文化生成的价值理念，我们应把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要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冰雪遗产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等细则，既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政策，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铁民《活化传统，赋予冰雪文化新生命》）

材料一

我们在接触中国古典诗歌作品之初，首先要掌握其节拍、用韵等诗律特点，然后才能领悟其中特有的韵律感和音乐美。

中国上古时期的诗歌作品，都是配乐演唱的，或者原本就是歌词，所以并没有特别的诗律规定，其音乐性主要表现在节拍和押韵，实际上它是用韵的。因为《诗经》大多数是四言体的民歌歌词，是“二二”节拍，要两字一停顿。

唐以前的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对一句、一联内部用字的平仄要求也不是很严，我们在朗读时，同样要把重点放在对作品的句中节拍、句末韵脚和章节间节奏的把握上，五言诗每句一般有三个节拍，“二一”或“二一二”；七言诗一般有四个节拍，“二二二一或二一一二”，我们可以接照节拍来读。从南朝沈约开始，中国诗人渐渐有意识地讲究诗歌的格律，尤其是注意区分平（平声）仄（上平，去声，入声），到唐代形成了近体诗，也称律诗。我们在朗读近体律诗时，除了要注意句内节拍、联末韵脚，还应该了解一些古字的平仄。

词曲的格律，比近体律诗要更严密、复杂，我们在朗读时要因词牌、曲调而异。由于词大多是由参差不齐的长短句组成，缓急必须更好地配合。更应注意词中“一字领”的句子，如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慕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其中的“对”“渐”字必须停顿并重读。

我们在朗读古典诗歌作品时，除了应该掌握作品本身的音律特点，更要细心揣摩作品中词句声音上的情感色彩和作者情绪的变化，在缓急、曲直的语调中，融入自己的感情，声情并茂地朗读，以充分体现出作品的音乐美、情韵美。

例如，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时，大多是因情选词，按词定韵。作者用什么样的韵脚，对诗的情感基调影响较大。一般说来，韵字开口度越大者，越容易表现昂扬之情；开口度小、音阻大者，则易与凄婉之情吻合。……

（节选自袁行霈主编《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有删改）

材料二

近来听到一些诗人、演员、业余爱好者朗诵了许多旧体诗和新诗，其中风格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占优势的风格是用演员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那慷慨激昂的调子，有时不完全与诗歌的内容相称。这不免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人民为什么爱诗歌？我想理由之一就是诗歌具有音乐美。诵诗如果不见出语言的音乐美，那就很难把诗的韵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浸润到听众的心灵深处，使他们可以优游涵泳，长久受用不尽。在我看来，朗诵诗歌是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的。

理想的诗歌朗诵，必须要既能表达感情，又有音乐美。要实现这种理想，还要凭实践中的辛苦摸索才可以获得。其中一项重要的事是向民族传统学习。我国历代诗人都特别重吟咏的功夫，过去诗文评家教人读诗，也强调要懂诗就必须学会诵诗。有人甚至以为一个人如果不会诵诗，即对诗“终身为门外汉”。传统的旧诗朗诵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声音拖长。《书经》里就已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说法，“永言”就是《乐记》里所说的“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式的朗诵能维持到两千年左右，不能单是凭习惯的惰力，因为诗歌所要表现的情调是比较深永的，低徊往复的，走曲折线而不是走直线的，所以表现方式也要有相应的低徊往复和曲折。长言才能在低徊往复之中把诗的“意味”“气势”“骨力”和“神韵”玩索出来，咀嚼出来，如实地表达出来。假如这个看法略有一些道理，我们也就可进一步认识到诗歌的朗诵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办法。

目前诗歌朗诵不少是侧重表达感情的，有时是近于表演的。在节奏上大半不但不是“长言”，而且比语言的自然节奏还要快一点，急促一点，低徊往复的少。这和我们过去朗诵的传统有很大的距离。责任当然不能完全在诵诗人，毛病恐怕大半还是在诗本身。如果诗本身见不出音乐美，诵诗人当然就不能凭空添上音乐美。这就要求诗人们在语言和音律上多下更严肃的功夫。诗歌朗诵已经把诗歌的语言和音律问题很突出地提出来了。

（节选自朱光潜《谈诗歌朗诵》，有删改）

材料三

中国传统的音韵学将声母简称为“声”，我们把唐诗中有意地重复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声母字，来与同一诗句中的其他音节形成错综对比、和谐呼应的音律现象，称为“声律”。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典诗歌对“韵”的讲求似乎要先于、也要显于对“声”的讲求。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便与“韵”相伴而生。至于这种音乐性有没有在“声”的方面也形成规律性的表现，向来没有定论，但至少在一些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痕迹。比如在《诗经》中，就有大量双声词的使用，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等。它们点缀在诗句中间，与句尾的韵脚相为呼应，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但尽管如此，这时候的人们对汉字的“声”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诗歌中对“声”的讲求，真正开始于南朝沈约等人所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比如这一理论规定五言诗的十字内，如果有“月”宇，就不能有“鱼”“元”等字，否则就属于“声病”（双声连绵词除外）。这里对声母的规定还只是一种消极的防范。

到了唐代，随着近体诗的逐渐成熟，“声”的问题便由消极的“声病”防范变成积极的“声律”营构。很多诗人在创作中都开始有意识地组织和安排一些汉字的声母，以此来形成与韵律相呼应的声律之美。如王维《渭城曲》中的“客舍青青柳色新”与“劝君更尽一杯酒”，前一句七字中竟然叠用了“舍、青、青、色、新”五个齿头音的声母字，齿头音具有一种尖锐清厉的感觉，这无疑从音响上增强了送别时凄怆惨恻的气氛。后一句“功君更尽”与前一句中的“客”前后呼应，是一连串的舌根塞音声母字，也即古人所谓的“牙音”。在音响效果上具有一种浊重质实的意味，传神地表现出送别者内心沉抑痛苦的情思，这种“押头韵”的声律美感，在杜甫诗歌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登高》的第六句：“百年多病独登台”，七个字中，除了“年”之外，其他六个字全部是塞音声母宇，且其中的“多、独、登、台”四个字又都属于舌尖塞音，读起来犹似一连串的啧啧叹息之声敲击在我们的心坎上，造成一声痛似一声、无限凄楚的音响效果，这和诗歌内容所要渲染的孤独、多病、衰老等情感在气氛上相一致。

唐诗中此类诗例非常丰富，这也就告诉我们，让相同或相似的声母在一句中反复出现，以营造一种“声情并茂”的效果，对于早期的文学作品而言，或许还只是无意识的行为，但在唐诗里，俨然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诉求。这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也渲染了诗歌的抒情色彩。

（节选自朱子挥《唐诗语言学批评研究》，有删改）

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做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可是在都市里讼师改称“律师”，之上还要加个“大”字；打官司改称“起诉”；包揽是非改称“法律顾问”——这套名词的改变正代表了社会性质的改变，也就是礼治社会变为法治社会。

在都市社会中一个人不明白法律，要去请教别人，并不是件可耻之事。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

礼治秩序的性质，我可以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比赛足球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在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意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是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难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城市是个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无法用乡土社会里熟悉社群里的“礼”来规范生活，要有一个普遍性的规则对大家一律平等，就是法律。而都市生活又是大规模的复杂体系，一个人不可能对各种法律如知礼一样熟悉，就需要专门学习法律的律师帮助了。

乡土社会里的“知礼”，更多的是说道德伦理，违规也多从道德问题上来说是非曲直。而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这些权利的维护不再是靠“良心”，而是靠国家法律和相关的机构来保护。在执法上，法官判案要讲证据。法治社会的法庭是根据法律辨别权利的地方，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

事实上，在法治社会里也不是动不动就打官司的。可以法庭外调解的事情人们是不会去打官司的，庭外调解依然是很重要的途径。至少在成本上，庭外调解要低得多。在一定条件下，大家也会选择庭外调解，除非双方达不成一致了。

法治社会也是要有传统的，传统的形成需要时间。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结合情理与法治的信访制度不失为可以选择的——已经为实践所检验的——不错的制度。通过信访机构的调解可以把好多民众的问题解决、吸纳掉。接待上访的人要有很好的策略，有好多信息（包括法律知识），经过接访员的一番解读，上访的人通常就会把怒气和问题化解了。信访制度，如果实行得好，恰好把传统的情理和现代法治结合在一起，作为庭外调解的一个途径，确实是值得重视的。

当然，重大的权利问题，必须要法律来解决。接访员毕竟不是律师。在乡土社会的蜕变过程中，坚持法治的精神和实践，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法治就会形成扎了根的文化传统。经过了现代的华丽转身，“律师”成了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不再是令人嫌弃的拨弄是非的“讼师”了。

（取材于陈心想《走出乡土》）

废墟之美

“废墟”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跟文化和美学不相干的贬义词，甚至《现代汉语词典》对“废墟”一词的解释也仅仅是“城市、村庄遭受破坏或灾害后变成的荒凉地方”。《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并没有错；但若用世界知识来衡量，这样的理解就很不够了。在欧洲，“废墟”的含义自近代以来有了明显的丰富和扩充，这个语词被赋予了更为深厚的内涵。

“废墟”的词义变化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的。早在15世纪，人们从偶然的废墟挖掘中发现了古代希腊、罗马时代那些生机勃勃的壁画、雕塑等绝妙艺术品，受到极大的震撼和鼓舞，于是决心以古代为榜样来复兴文学和艺术。古代那些巍峨的神庙和宫殿，尽管多半都在战火和天灾中沦为废墟了，但它们依然令人肃然起敬，不仅引起人们思古的幽情，更激发人们对艺术创造的热情。从那时起，欧洲人就渐渐养成了对所谓“残缺美”的欣赏习惯。于是各地残破的古建筑遗址越来越成为文学艺术家描写和表现的对象，“文物”的意识也在人们心中萌发了。

废墟的美学价值及品位的提升，另一个重要进程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工业化运动的弊端已开始显现出来，加上启蒙运动中提出的“返归自然”的主张，这些都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浪漫派作家厌恶工业化的喧嚣，缅怀中世纪的田园生活和情调，创作中喜好远古的题材，追求神奇和神秘，爱好废墟的景象。欧洲常见的古堡遗址很符合他们的审美理想。

第三股推动力量是1820年爱琴海米罗岛上的女性雕塑阿弗洛狄忒，即“断臂维纳斯”的发现。这尊被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女性雕塑，多少人想复原她的双臂姿势都以失败告终。“断臂维纳斯”也由此作为残缺美的经典永远定格，为废墟的残缺美进入美学殿堂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使保护废墟遗址成为一种文化行为。

有位外国作家在观赏希腊卫城废墟的时候，发出这样的惊叹：“那种想象的喜悦，不是所谓的空想的诗，而是悟性的陶醉。”我国有作家旅欧时也兴发类似的惊叹：“看到一座古堡废墟耸立在多瑙河畔，就像看到了600年前塞尔维亚人的智慧和力量。”美学家朱光潜说：“年代的久远常常使一种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那些遥远年代创造的宏伟的宫殿、陵寝、庙宇、城墙、古桥、古塔等，包含着前人非凡的智慧和巨大的辛劳，不管它毁于兵燹还是天灾，都会引起人们的痛惜，抚残体以思整体，产生心灵的震撼和共鸣，而这种震撼和共鸣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

一见残破的废墟就觉得碍眼，不惜工本修葺一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缺乏文化素养的表现。重修伟大的长城废墟这一“石头的史诗”，修了一段又一段，然后把这些新长城当作旅游点，吸引游人来看这假古董，这是对国民文物意识的严重误导！殊不知这种以假乱真的做法，对那些稍有文物意识的游客来说是倒胃口的。笔者曾多次陪同来自各地的朋友游览长城，人家往往事先就提出要求：“可不要领我们去看新的长城哦！”一次我陪两对外国夫妇游览司马台长城，起初我也不知道它是“修旧如旧”过的，以为是被岁月特赦了的。直到走完最后一个完好的岗楼时，眼前突然出现乱石满地的残破的长城遗迹。大家不约而同喊了起来：“长城在这里呢！”不顾一切地攀爬了起来。不难理解，人家要瞻仰和领悟的是那尽管残破，却带着岁月沧桑，因而能唤起“悟性的陶醉”的伟大长城废墟，而不是任何用钱就能换来的崭新建筑。

联系近年来重修圆明园的呼声，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无数大拆大建事件，不难看出，关于废墟美的意识在有些人那里还是“0”！

（取材于叶廷芳《保护废墟，欣赏废墟之美》）

因父亲总是在高速路上开车时接打电话，家人屡劝不改，女大学生小陈迫于无奈，更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通过微博私信向警方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警方查实后，依法对老陈进行了教育和处罚，并将这起举报发在官方微博上。小陈举报父亲之事，赢得了一些网友点赞，也引发了一些质疑。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我们看作①______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是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②______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那里的③______，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④______，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样子。

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