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什么叫做美呢？在一般人看，美是物所固有的。有些人物生来就美，有些人物生来就丑。比如赞一美人，你说她像鲜花，似轻燕，你决不能说她像布袋，或者像癞虾蟆。这就分明承认鲜花和轻燕原来是美的，这种见解并不限于一般人，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但是这种普遍的见解显然有很大的难点。如果美本来是物的属性，则凡是长眼睛的人都应该可以看到，都应该承认它美，好比一个人的高矮，有尺可量，是高大家就要都说高，是矮大家就要都说矮。但是美的估定就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假如你说一个人美，我说她不美，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说服我呢？有些人欢喜辛稼轩而讨厌温飞卿，有些人欢喜温飞卿而讨厌辛稼轩，这究竟谁是谁非呢？同是一个对象，有人说美，有人说丑，从此可知美本在物之说有些不妥了。

有一派哲学家说美是心的产品。美如何是心的产品，他们的说法却不一致。康德以为美感判断是主观的而却有普遍性，因为人心的构造彼此相同。黑格尔以为美是在个别事物上见出“概念”或理想。比如你觉得峨眉山美，由于它表现“庄严”“厚重”的概念。你觉得《孔雀东南飞》美，由于它表现“爱”与“孝”两种理想的冲突。托尔斯泰以为美的事物都含有宗教和道德的教训。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说法。说法既不一致，就只有都是错误的可能而没有都是不错的可能，好比一个数学题生出许多不同的答数一样。大约哲学家们都犯过信理智的毛病，艺术的欣赏大半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在觉得一件事物美时，我们纯凭直觉，并不是在下判断，如康德所说的；也不是在从个别事物中见出普遍原理，如黑格尔、托尔斯泰一般人所说的。因为这些都是科学的或实用的活动，而美感并不是科学的或实用的活动。还不仅此，美虽不完全在物却亦非与物无关，你看到峨眉山才觉得庄严、厚重，看到一个小土墩却不能觉得庄严、厚重。从此可知物须先有使人觉得美的可能性，人不能完全凭心灵创造出美来。

依我们看，美不完全在外物，也不完全在人心，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形象属物而却不完全属于物，因为无我即无由见出形象；直觉属我却又不完全属于我，因为无物则直觉无从活动。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见出美。再拿欣赏古松的例子来说，松的苍翠劲直是物理，松的清风亮节是人情。从“我”的方面说，古松的形象并非天生自在的，同是一棵古松，千万人所见到的形象就有千万不同，所以每个形象都是每个人凭着人情创造出来的，每个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就是每个人所创造的艺术品，它有艺术品通常所具的个性，它能表现各个人的性分和情趣。从“物”的方面说，创造都要有创造者和所创造物，所创造物并非从无中生有，也要有若干材料，这材料也要有创造成美的可能性。松所生的意象和柳所生的意象不同，和癞蛤蟆所生的意象更不同。所以松的形象这一个艺术品的成功，一半是我的贡献，一半是松的贡献。

（摘编自朱光潜《美与自然》）

材料二：

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

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瑞士思想家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中国大画家石涛也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品。

艺术的意境，因人因地因情因景的不同，现出种种色相，如摩尼珠，幻出多样的美。同是一个星天月夜的景，影映出几层不同的诗境：

元人杨载《景阳宫望月》云：“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浩无声。”明画家沈周《写怀寄僧》云：“明河有影微云外，清露无声万木中。”清人盛青蝼咏《白莲》云：“半江残月欲无影，一岸冷云何处香。”

杨诗写涵盖乾坤的封建的帝居气概，沈诗写迥绝世尘的幽人境界，盛诗写风流蕴藉、流连光景的诗人胸怀。一主气象，一主幽思，一主情致。至于唐人陆龟蒙咏白莲的名句“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却系为花传神，偏于赋体，诗境虽美，主于咏物。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是我的所谓“意境”。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

①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②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③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④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为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⑤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从心。

⑥“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⑦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⑧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语，“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节选自《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一

太史令司马迁向汉武帝上书，建议修订一部新的历法，叫作《太初历》。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他组织学者，制订《太初历》。司马迁组织的修历队伍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者之间观点上出现了分歧，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司马迁等信奉的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双方主张的宇宙结构不同，所采用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也不同，这就导致了在修历过程中的争论。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到了不能在一起工作的程度。对此，汉武帝采用的解决办法是让他们分别制订自己心仪的历法，然后拿出来接受检验，谁的历法更符合实际，就用谁的历法。最后的结果是浑天说者邓平等人制订的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得最好，于是就采纳了邓平的历法。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绝如缕，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选自《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材料二：

5月15日凌晨1时许，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停泊轨道实施降轨，机动至火星进入轨道。随后，环绕器与着陆巡视器开始两器分离，继而环绕器升轨返回停泊轨道，着陆巡视器运行到距离火星表面125千米高度的进入点，开始进入火星大气。

天问一号在进入火星大气层以后首先借助火星大气，进行气动减速。紧接着天问一号打开降落伞，进行伞系减速，主要有降落伞展开、抛大底、抛伞抛背罩几个步骤。当速度降至100米/秒时，天问一号通过反推发动机进行再减速，由大气减速阶段进入动力减速阶段。在距离火星地表100米时，天问一号进入悬停阶段，完成精准避障后，着陆巡视器在缓冲装置的保护下，落到火星表面。

5月29日，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30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在近地轨道精准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天和核心舱迎来第一位“访客”。按空间站在轨建造任务规划，今明两年我国共实施11次飞行任务，包括3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次货运飞船发射及4次载人飞船发射。

从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1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开始，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就徐徐展开了。时至今日，中国航天事业在几代航天人的顽强拼搏下，在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像英国广播公司（BBC）所说，“中国最近在太空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能力”。

（选自《南方日报》、“中国青年网”等）

材料三：

飞天梦是我们民族的千年梦想，正是这种特别的梦想、特别的精神，才可能有特别的业绩。在载人航天工程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航天人所展现出来的精神特质，是一首史无前例的赞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是在极其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茫茫戈壁、浩瀚海洋，自然环境恶劣的驻训场；白手起家、晚他国30多年起步，持续数十年的昼夜攻关；承受8倍于自身体重的重力、在与外界隔绝的狭小空间，独自一人72小时不休息的抗疲劳抗寂寞训练……然而，中国航天人没有被吓倒，他们咬紧牙关，一次次向艰难险阻发起进攻，一次次向生理和心理极限发起挑战。

中国载人航天之路是一条建立在完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创新道路。为了确保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后发优势，我们在飞船设计、火箭改进、轨道控制、空间应用、测控通信、航天员训练、发射场和着陆场等方案论证设计中，一开始就瞄准世界一流，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载人航天是用生命去探险、用躯体去铺路的神圣事业。从人类探索太空的历史来看，航天员从选择这份使命那一刻开始，就始终与巨大风险、考验为伴。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540多名航天员，其中27人在执行任务或训练时罹难。正是由于在航天人心中祖国的分量最重、人民的利益最大，他们才能始终以报效祖国、成就航天事业为最高荣誉，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才能铸就辉煌、创造奇迹。

（选自《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日，有改动）

材料一：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转；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无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国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一】

①园林命名之最高标准，张岱已明言“无有一字入俗”，这也是园林命名同现代的“主题园”的区别。②后者仅仅指出命名是表达景致的某一主题思想，而园林命名的关键却不只在于“主题”，更在于雅俗。③有人认为使用古人典故就是“不俗”了，《红楼梦》第十七回中以两处题名指出了这一观念的问题，在“曲径通幽”，宝玉言之“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这自然是常说的“古雅”了；而在“沁芳桥”，宝玉又不喜欢别人那些“述古”的名字了。④通观全篇，其所涉用典之俗的问题大抵有三：一曰陈旧，二曰犯忌，三曰“不中”。

所谓陈旧，就是用典太过俗滥，了无新意。如众人到了潇湘馆时，论此处匾该题四字。有人说：“淇水遗风。”贾政道：“俗。”又一个道：“睢园遗迹。”贾政道：“也俗。”二者一处用《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典；另一处用睢园，即汉梁孝王“绿竹荫诸”的菟园之典，都同潇湘馆最点景的物“竹”有关，也算应题，为何被政老称“俗”呢？主要在于，这两个典故是文人看到“竹”最容易想到的典故，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而由自我妙思所感知的此处景致之独特也自然不可见了。

犯忌者，多是同政事人情相悖之意。这看似同雅俗无关，但所“雅”者，乃是寓于此间而得其遗世独立之精神；若不能意会禁忌之“度”，便是同时俗产生了冲突，难得独我之幽趣了。一犯在违制。如“蓼汀花溆”一景，有人拟出“秦人旧舍”，宝玉立即指出“背谬了”，桃花源之典故，本是讲“为避秦乱”而隐居的一村人，他们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无疑暗藏着对政治的不满。二犯在重名，“稻香村”最初有人题名“杏花村”获得众人赞赏，贾政却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请名方可。”三犯在“颓丧”。在蘅芜苑一处拟联，有人道：“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指出“斜阳”二字不妥，那人便引古诗“蘼芜满院泣斜阳”句，众人皆云：“颓丧，颓丧！”

所谓“不中”，就是本来显然需要提及的点题景物，没有说准或者说满了，或者明明没有的景致，却在匾额和对联中生造出来。前者如怡红院之处，有人提出“蕉鹤”，有人提“崇光泛彩”，宝玉就说“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后者如在蘅芜苑中清客们的“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三程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二联。说“不中”是“俗”，似乎也有些不妥，但是“俗”并不只针对文辞不美，还针对那些华美却不切景的辞藻。真正的“命名”乃是根据“此景”各种幽致深蕴而从生命经验中流露出来，而非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生搬硬造出来的。

从根本上讲，“不入俗”之难在于不能回到自我观照的世界中来，而只在“外部”的典故、概念和比拟中打转。在这一回中，尤其彰显宝玉才华的，或者说特别表露出“雅”的含义的，是连贾政也比较欣赏的“沁芳”桥之命名以及“蘅芷清芬”的对联。“沁芳”之名拟出后，贾政的态度是“拈须点头不语”，脂评“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宝玉在评价前人时已提出，“雅”虽要切景，但却不能太“实”，而是要“蕴藉含蓄”；而其“含蓄”处，却是一种真正的“实在”。之所以“含蓄”，乃在于命名不能是对眼前景致的一般描述或比拟，而要将自我的生命经验沉浸于作为整体的园中世界，并前追古人之生命，将之也化入此刻自我的生命中来。

所谓“无有一字入俗”，其实就是将自我作为存在者的“主人”去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此刻的显现。然而古今鲜有人可做到极致，又知这一“真实”是极难寻找的。这一回的叙事展现出，对真实的意义的寻找乃是基于对许多“不真”的表达的涤除与反省，在这种反省之后重新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中来，回归到在此的自我中来，世界的“真”便从被遮蔽的俗套和成见中显露现身了。

（摘编自李溪《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从<红楼梦>第十七回看文人园林》）

【材料二】

中国古代园林是文人读书治学的场地、修身养性的乐土、结社雅集的处所和文学创作的基地。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种类多样，异彩纷呈。园林中的建筑题名、匾额、对联和刻石等或取材于著名诗文，或出自文人之手。文学史上众多美文意境与文学家的高雅情致，皆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造景依据。拙政园来源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守拙归园田”；沧浪亭的“沧浪”二字取自屈原《渔父》中的典故，园中临水的“观鱼处”得名于《庄子》“观鱼于濠梁之上”；颐和园后山“看云起时”出自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拙政园“留听阁”用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诗意。园林中的对联、刻石对仗工整，寓意深远。留园五峰仙馆题有“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这与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园林散文、题园诗赋是古典文学与园林的另一种结合形式，如《阿房宫赋》《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和曹雪芹笔下“大观园”更是将中国园林的文学书写推向了高潮。

（摘编自袁圆《从<红楼梦>大观园看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

材料一：

家书是一种感染力极强的鲜活文本，西方人称之为“最温柔的艺术”。铺一张白纸、修一方尺牍，是我国古代文人表露心绪的常用形式：展一方徽宣、写一帧信札，是我国传统士子寄寓乡愁的有效渠道。鱼传尺素、鸿雁传书、目断鳞鸿，这样的文化传统代代相因，融入百姓生活，升华为中国乡土文化的重要维度——家书文化，沉积为融亲情、乡情、友情于一体的独特民族文化现象。

在我国传统社会，家书是传递情愫和信息的基本途径。无论人在何处，修一封家书、报一句平安，就可化解千里之外亲人的担忧挂牵，令其安心。特别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家书的价值尤显珍贵。当今社会，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覆盖全球，人们只需轻点手机屏幕，便可诉说心曲、互道衷肠。这样一来，传统家书日渐式微，家书文化面临衰败消亡的严峻考验。诚然，互联网实用又快捷，打破了家人亲友间的空间阻隔，缩短了时间长度，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亲情友情都可通过键盘敲打出来。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互联网日益广泛的使用，降低了家人亲友交往的质量和品位，应警觉和预防网络对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稀释和削减。

优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当今时代，人们既需要现代网络的迅疾和轻灵，又需要高雅文化的温润和熏陶。通过网络隔空进行的对话沟通，无论如何都显得文化底蕴不足。昔日尺牍信札中真挚的感情、熟悉的字迹、质朴的语言，都被程式化的简单符号代替；而这些网络符号转瞬即逝、难以恢复，即便其中有时也能迸发出智慧火花和闪光言语，但难以完整保留、长久珍存。人类社会的进步既体现在科技方面，也体现在人文领域。如果只重视科技而忽视人文，将危及人类经过长久辛劳累积起来的智慧成果。世界上许多优秀文化消失的教训告诫人们，现在应警惕和防范包括家书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断层。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纸质书信早已淡出很多人的视野，而对很多“90后”“00后”来说，家书无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家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成为尘封的话题和遥远的回忆。家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是网络无法替代的，应慎终追远，固本强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手写家书，让笔墨文字所蕴含的温情暖意抚慰疲惫而躁动的都市心灵，让家书文化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要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坚持书写家书与运用信息技术并重，使家书文化在信息时代延续下去并融入百姓生活。

（选自刘金祥《让家书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有删改）

材料二：

以“真善美”为思想内核的家书，不仅让收信人重新观照自己，也鼓舞其他鉴赏者以美的理想和美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活，这就是家书表现出的审美功用。

家书价值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家书的认知功能，鉴赏者能够通过某些家书作品认识社会、了解历史。家书来自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一封家书总是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家书写作过程中，常常涉及身边的真实事件。由于家书是家人间的温情话语，它的认知价值，又表现为一种启迪，而非枯燥的说教。更重要的是，它温馨智慧的家常话语，可以启发鉴赏者在家庭情感辐射的小天地内，去探索人类世界大生活的奥秘，思考生命的意义甚至体悟宇宙人生。

除了具有启迪特色的认知价值，家书还有审美教育价值。家书作品所涵盖的对象本身，因其“著我”要求而倾注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表现出作者的审美取向。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包围着家书传递的信息。当鉴赏者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受到感化和熏陶时，家书的教育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因而家书的“教育”可以说成“教化”，“化”便是荀子“化性起伪”中的化，我国的传统教育的精髓向来是“化”胜于“教”的。在这个过程中，鉴赏主体与创作主体通过家书这一审美中介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果这种共鸣不是“臭味相投”的低俗认同的话，壮美或优美的思想情感便成为审美情感的旋律，家书因之实现了使鉴赏主体情感“净化”或灵魂“升华”的功能。

家书鉴赏之中的“赏玩”，则是侧重于家书的娱乐价值。中国传统家书是文化和艺术的综合载体，那些写在各式信笺上的蝇头小楷和遵从着长幼礼仪的书信格式，都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感受。即使是信封的设计与信纸的折叠，也是丰富多彩的，如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书信折纸基础》一书中，介绍了91种信封和信纸的折法，让人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一场视觉盛宴。不论是对家书书法、工艺的赏玩还是对家书故事的聆听，都可以触摸不同历史时空的鲜活容颜。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肯定了“诗”价值的多元性，家书亦是如此。家书对于人们的意义不是单一的信息授受，也不是单纯的伦理说教，它以审美价值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家书作为书信文学、作为艺术文化，对人的审美功用是立体的、综合的，它的终极审美目标在于通过对家庭范围内人性美的讴歌，造就审美主体完整的个性。

（选自《家书的审美价值》，有删改）

材料一：

老字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商业文化、历代相传的手艺之外，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产品的文化价值更加突出，也利于老字号走向世界。

中外的老字号的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国外的百年品牌比如可口可乐、雀巢、奔驰、宝洁等，非但不老朽还很青春时尚。而一听说中国的老字号，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块乌漆漆的牌匾，上面写着“百年老店”。而那些蜂拥而至消费的人群中，大部分是第一次体验的外地游客。北京稻香村是非常大众化的糕点品牌，与之相比，日本的糕点品牌虎屋已有500年历史，却成了糕点里的艺术品。韩国央行曾发布报告称，全世界创业200年以上的企业共5586家，日本多达3146家，占了近60％。而中国200年以上的企业屈指可数。陈李济、张小泉、荣宝斋、玉堂酱园、六味斋、广德楼剧院……我们对这些名字越来越陌生。

（摘编自《沉睡的“老字号”，到了苏醒的时候》）

材料二：

（摘编自《老字号发展报告》）

材料三：

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老字号发展至今，面临着巨大挑战和激烈竞争，如果还是观念陈旧、故步自封，就会被时代抛在后面、受到市场冷遇。

诞生于清末的北京稻香村是著名的糕点品牌。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升级和电商的崛起，曾经引领市场、一呼百应的热销场景难以再现了。北京稻香村营销部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稻香村正在借鉴当下一些时髦“网红”食品的营销理念，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目前来看效果明显。

“除了营销创新外，我们还与电商合作，尝试在线上首发、线下跟进的全渠道销售。”该负责人说，他们希望稻香村产品能够在社交网络上形成话题和良好口碑，让人们看到稻香村也有青春、“卖萌”的一面，从而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六月初的一个周日，北京吴裕泰前门店门外，购买“吴裕泰冰激凌”的顾客排起长长的队伍。“我们店每天卖出的冰激凌大约有一千六七百支。”店长付代娣说。据介绍，吴裕泰自2009年起先后开发出茶冰激凌、茶冰饮、茶蛋糕等衍生产品，得到了顾客的喜爱。

药品分类、扫描装箱，从包装到入库全流程都由智能化机器自动完成……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极具“科技感”，完全超出了人们对老字号企业生产方式的认知。“我们的智能机器人每小时可抓取1000到2000件左右药品，既解放了人力节省了物力，又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济堂生产部经理游创文介绍说。近年来，同济堂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截至目前，已申请专利36项，获得了市场认可。

除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外，老字号机制体制的革新是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基础。运营机制活了，资金、人才、产业链等要素才能全盘皆活。同时老字号在企业转型、改制等方面也应有所作为，全聚德集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企业转型改制为老字号带来了充裕的资金和科学的管理机制，夯实了企业基础。

（摘编自《守正创新，老字号演绎新传奇》）

材料一：

传统的图文书总是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当今流行的图文书中，图像似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字反倒沦为配角。如《一个人的战争》一书刊行了“新视像读本”，该读本共 238 页，配有图画 212 幅，几乎每一页都作了设计。其“卖点”不再是原有的书面文字，而在于那些新奇、精美、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任何读物，倘使缺少图像，便会失去对读者的诱惑力和视觉冲击力。这正是“读图时代”的新法则。进一步思考这一现象，或许可以推断，当代人的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某种转变，已从专注于文字理解转向热衷于图像解读。

从美学角度来说，文字和图像本来各具特色，图像以其直观性和具体性见长，而文字以其抽象性和联想性著称。文字读物可以唤起读者更加丰富的联想和多义性的体验，在解析现象的深刻内涵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有着独特的表意功能。图像化将文字的深义感性化和直观化，这无疑给阅读增添了新的意趣和快感。正像林白所言：“绝妙之处在于，无论是先看图再看文，还是先看文再看图，都会发现一种有趣的吻合。”林白的解释道出了文与图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但这种阐发隐含着某种“危机”。一方面存在着图像对文字的有效阐发，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图像对文字的曲解和转义。从前一方面来看，图文书把书籍“通俗化”和“大众化”了，因而扩大了读者范围；但从后一方面来看，图像有可能影响人们对文字的理解，尤其一些漫画书，将一些经典“连环画化”或“漫画化”。本来，这些经典著作多以思想深刻见长，特定的古汉语不但是其独特的表述手段，同时也是读者进入这些经典深刻思想的必要条件和路径。然而，在“读图时代”，此类读物被大量“通俗化”，改造成“图画本”，独特的语言表述被转换为“平面化”甚至“庸俗化”的图解。比如蔡志忠漫画系列，将诸子经典中的精深思想，图解为一种漫画形式，虽然这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些古代经典，但同时又存在将古代思想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漫画化和简单化的可能性。假如读者对古代智慧和思想的了解只限于这些漫画式的理解和解释，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有这些平面化的漫画图像，这是否会导致古代经典中的深义的变形乃至丧失呢？而唐诗宋词这样纯粹的语言艺术作品，被转化为漫画时，文字独特的魅力及其所引发的丰富联想已被刻板地固定于特定画面，这是否会剥夺读者对文学作品诗意语言的体验呢？

“读图”时尚的流行，也许正在悄悄地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性，其潜在的后果之一是重图轻文的阅读指向。我以为，“读图时代”的读图隐忧乃图像对文字的“霸权”，因此造成了对文字的挤压。在“读图时代”，从文化活动的对象上说，文字有可能沦为图像的配角和辅助说明，图像则取得文化主导的地位；从文化活动的主体上说，公众更倾向于读图的快感，从而冷落了文字阅读的爱好和乐趣。尤其是太多插图进入文学著作中，搅乱了文字原有的叙事格局和逻辑，中断了文章的内在文脉，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文字引向图像本身，也暗藏着破坏读者对文字沉思默想式的感悟方式的可能性。

一言以蔽之，“读图时代”存在着一场不见硝烟的图像对文字的“战争”，图像凌越文字在当代文化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读图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文学原有的格局，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摘编自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

材料二：

就图像与文字的根本属性来看，图像最显著的优点是视觉的真实感，它可以为人们带来与叙述对象几乎无差的体验，即具象性；文字则更倾向于精神层面的感悟与互通，即抽象性。图像是叙述对象的镜像投射，文字是对叙述对象能指和所指的符号化表达。正是由于文字与图像之间的这些“天差地别”，许多人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势同水火”，其实这些都仅仅是表象而已，它们之间更多的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文字的形成过程包含了形象性，它内隐着建构客观世界精神的“像”。图文之间一直存在着天然联系，古时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论述就很好地印证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图像化时代，文字与图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文学语言在叙述上的形象性正不断地突显出来，图像在无形之中将文学语言中的“像”进行了放大，推动了文学语言内在意蕴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

尽管文学深层次中的审美意义、情感内涵还无法通过图像进行完美演绎，但是文学语言图像化作为文学的表现形式，可以促进读者对文学意蕴和情感的体会。图像具有极强的情感渲染性，它的这一特性能够推动文学审美空间的扩充，在意蕴上给人以更为直观的感受，既可以实现对文学“有意味的形式”的鉴赏，又可以做到对感悟对象真实性的把握。过去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更多以心灵的体悟为主，这从感知渠道来看属于单边的审美感悟。而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出现赋予文学形态多样化与具象化，它内在的属性决定了人们可以从多角度、多感官对其进行认知和体味。因为语言的图像化意味着以感官来触摸文学深层次的灵魂，以眼、耳、鼻、口、舌来真切感受其中的酸甜苦辣，以有形来觉察无形，这势必会使接受者产生更加深入的感悟。

（摘编自杜更胜《读图时代文学的蜕变之语言图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