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晋以后，佛教渐盛。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佛教，得到皇帝、士大夫的倡导、扶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强大的寺院经济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封建朝廷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的利益。公元489年左右、范缜写成了《神灭论》主张“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否定“形亡神存”，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螽俗”。

——摘编自杨世秀《浅谈范缜及其＜神灭论＞》

材料二   宋代“材英佛壮”（以探究请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因义理过于烦琐深奥，逐步趋于式如。与之相对的“功选型佛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医放为基础）由于契合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并之案必有命块”的传统报应观念，再加上简单易行，颇有民众情绪，成为普通民众佛教修行的主要选择，正是名日繁多的佛事活动和功德回向的福报观念，使佛投这一信仰系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沸寺呈现出香火鼎盛，信众云集的景象。

——摘场自陈雷（宋代佛数世俗化的向度及其启示）

材料一   沿及唐代，皇室对三教持兼容并包政策，对佛道优崇有加。武德七年，唐高祖李渊亲临国学，宣布老先、次孔、后佛。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明令宣布老子是李唐的祖宗，以道教为国教，同时又表示“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耳。”……终隋唐两朝，对佛道的尊崇几无时而息，儒学的发展可谓在其夹缝中绝处求生。

——刘新华《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材料二   近代以降，西学涌入、社会危机深重、革命风潮高涨，传统儒家思想在面临时代未有之大变革的历史时刻，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社会转折、文化转型的历史关头，如何回应时代之变化、西学之挑战，便成了时代向知识分子提出的迫切任务。以谭嗣同为首的志士仁人，一方面承继了信家仁学的精华，另一方面借用西方的平等、自由、博爱等近代观念，以实现儒学的自我革新为旨归，建构了一套指导政治实践的新仁学体系。谭氏之新仁学，“它要在思想上打倒不合潮流的偶像，冲决束缚人们的一切网罗”。谭嗣同的仁学凝聚了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融合古今中西之作，更是近代仁人志士探寻教亡之法、启蒙之方的一个历史缩影。

——唐春玉《论谭嗣同的仁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