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苏杭地区的居民职业结构表

材料二   清中期以前苏州地区重要经济指标统计表（部分）

(注；踹匠是踹布手工业工人，强壮者每天可踹布5匹：苏州当时有踹匠约2万人）

材料一   东夷文化发源于泰沂山区，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传说时代较突出的东夷族首领有太昊、少昊、蚩尤、舜、皋陶、伯益等。伯益在舜时担任过虞官，负责治理山泽，辅佐过大禹治理水患、开垦荒地、种植水稻（相传伯益发明了凿井之术），禹曾让位于伯益。商族以玄鸟为图腾，故有商族源于东夷的说法；商末纣王无道，东夷叛之，纣王以主力征讨东夷，周武王借机起兵，纣王释放囚犯以御周军，最终自焚于鹿台，故史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材料二   齐地本属东夷之地，太公（姜太公）初就齐，形势严峻。

——以上材料摘编自《史记》

材料一   现代中国地图

材料二   

材料三   顺治帝赐予西藏佛教首领五世达赖“达赖喇嘛”封号，康熙帝又赐予另一位佛教首领“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清代的雍正皇帝曾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而极盛于我朝。”

——摘编自刘晓东《“华夷一家”与新“大一统”》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 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魏晋以来， 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材料三 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这种局部统一较之东汉末年众多军阀割据混战的状况前进了一步，也为后来的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各国都重视发展生产，整顿政治，增强国力，促进了局部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魏、蜀、吴三国还重视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大交融。

材料一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儒家，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法家，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先秦诸子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秦人本无其本身之文化传统，战国以来，凡所兴建，皆自东方移植。然东土学术，本自有齐鲁与三晋之别。凡秦人所师受而信用者，本是三晋功利之士。至于齐鲁问学者讲学，重历史文化精神，则秦之君臣，因未之前闻，抑亦无情欲赏，此实有合于秦廷向来对于东土文教不甚珍重护措之态度，而于是乃有所谓焚书之事，此实中国史上一至值重视之事件也。焚书之起，在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仆射周青臣与博士淳于越，辨废封建之得失，淳于越称说殷周，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李斯知封建旧制之不足复，而犹尚希慕于古者学术统于王官之成规，而欲尊王学于一统，以禁绝民间私家之学。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已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深，为祸之烈也。至后世学人，乃专以专制愚民归罪奏之君臣，此亦未尝不是，然亦仅呵谴其外貌，犹未能深探其内情耳。秦廷当时禁令，实似并不以焚书为首要，最要所禁制者实为以古非今，即首禁议论当代政治，次禁研讨古代文籍，第三始禁家藏书本。秦廷之焚书坑儒，古今人尽非之，然实不知焚书一案，其注重者尚不在焚书也。

——摘编自钱穆《秦汉史》

材料三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成就治世的策略。齐地儒生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并受封平津候，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一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衰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

——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诸商舶兴贩已经抽解与免两州商税外，其余合收税，场务不即检税若收纳力胜钱过数，各杖一百，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遷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一   西周的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它从侧面也反映了边城范阳（安史叛军大本营）之地位的不断提升，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政治中心地位的开始显赫，最终依次作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

——摘编自（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夏金元》

材料一   唐朝中央中枢机构示意图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画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摘编自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三   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等地由中书省直辖。中书省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摘编自《史学集刊》

材料一   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材料二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材料三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