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扬着灰尘的路上

刘白羽

一到黄昏，接近前线的那些公路就紧张忙碌起来了。六月，这个时间，朝鲜是又凉爽又干燥的，灰尘像一团一团烟雾一样飞扬着，运输汽车就从这滚滚灰尘中间穿过去。

就在这样一天，我坐着一辆吉普车上前线去。我们的驾驶员是一个活泼、勇猛的青年人。他一次又一次地从路边上超过前面的卡车，超过之后，他就非常愉快，嘴巴就啧啧响着，夸奖他手里这辆小吉普，他还总不断地哼着一个朝鲜歌子，他反复地唱着。

下面就是他跟我讲的关于他的战友杨从芳的事情：

“那是去年五次战役的时候，……咱们火线上的同志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跟敌人战斗着，……在最紧张的关头上，前线一连三五个电报拍来，要弹药，要弹药，要弹药。我们三十几台车，装满弹药，出发上前线去了。”

“前边的车停着了，——有人下来打着招呼：‘瞧瞧这是不是地方，咱们上点水，加点油呀！’大家就把车都顺在路边，一辆挨一辆停下来。正在这节骨眼上，飞机一下子来了，——嗡嗡响着来了。”

“一霎时，一点火光都没有了，连抽烟的也把烟头赶忙塞到脚底下碾碎了。”

“谁知道，就在山背后那片稠稠的树林里突、突、突升起一串红信号弹。同志：你是去年到朝鲜来过的，你知道敌人常常拿降落伞空降特务，这些特务们藏在背阴地方，专门给飞机打信号。……飞机马上奔着红信号弹闪亮的地方飞过来，它要是发现这一大批运输车，它不把炸弹扔光是不会松手的，它一定还会用无线电再招呼更多的飞机来呢！”

“这工夫，我听见我后边那台车，不知干什么，把火踩着了，突突响起来。”

“这台车的车头和我的车头拉平，我看见——那不是杨从芳吗？！他可呼的一声闪过去了。”

跟我谈话的这个年轻人，现在谈起这件事，心情一定还相当紧张，他停下来，沉重地喘了口气，才又说下去：

“谁也不明白，杨从芳为什么要这样干。”

“正在紧张万分，忽然一阵雪亮的亮光在前边唰地亮了起来。是杨从芳，……他开出几十码，刚刚离开我们，他就一下子把他的头灯扭开了，……”

我忍不住插问：“这不是很危险吗？！”

他的脸色紧张，声音比平时要低要细：“是啊，危险极了——我吓得从座位上跳起了来。他这不是找死吗？”

“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灯光一低一扬地闪动，他这孤单单一台车飞快地往前面那个平坝子上跑去。立刻一阵机枪子弹火亮火亮地跟着撵过去，那一阵扫射可真激烈呀！这时候，我们大家都跳出来，都提着自己的心，紧紧盯着那向远处跑去的雪亮的灯光。飞机疯狂地怪叫着，打得满天都是红火星子，可是这台车的雪亮的灯光还是亮着。灯光一下往上闪去，那是汽车冲上高岗；一下又不见了，那是翻过了高岗；一会又在更远的地方出现。飞机扎下来打了一梭子又翻上天空，转过翅膀再扎下来预备猛扫，这时灯光却不见了，一下子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飞机扑了空乱扫一阵，可是它刚飞上天空回头一看，——电灯又亮了，那台车还在公路上飞跑呢。一回又一回，飞机上的美国人完全疯狂起来了，它向下扎得更低，简直灯光里都看得见那斜斜的黑翅膀，紧擦着卡车顶上呼地掀过去，子弹火溜子紧跟着就一阵黑又一阵亮。往后呢，不知道是杨从芳的车打坏了，还是转到山那面走远了，反正雪亮的电灯一霎眼不见了。那飞机嗡嗡——嗡嗡又兜了两个圈子就往远处飞去，慢慢地，天空上连一点颤动声音也听不到了。”

“那晚上那段紧张时间，从头到尾也不过十几分钟。飞机飞远了，我们都上了车往前开。”

“赶过一个山岗，我看见那面路边上有几棵松树，松树底下有一台车一点动静都没有，黑兀兀地停在那里。”

“后面上来的车都停下了。同志们全围上来。我把他肩膀抱着，这工夫我的脸擦着他左肩膀，我觉得那儿一片湿糊糊的，——他负伤了，血还在流呢！……经我这样一摇动，他醒过来了。”

这一夜，我们到了前线，我就和我这可爱的同伴分手了。至于杨从芳呢，我始终没有机会看到他。可是我每一次坐在吉普车上或是卡车厢里的驾驶员旁边，我从他们身上，不断看见杨从芳的那种精神呢。我知道，就当我现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在那接近前线的运输道路上，我想得到，他们还是怎样的从滚滚的灰尘中，唱着歌，勇敢地飞快地前进着呢。

（1955年6月发表于《人民文学》，有删改）

文本二：

车轮滚滚永向前（节选）^【注】

罗义翀 赵佳庆

1951年5月，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正在激烈地展开，前线急需粮食弹药。志愿军汽车一团八连司机杨从芳接到任务，与战友们趁着夜色出发，拉着粮食开往前线。子夜时分，车队开到了芒岩里小山冈附近。前方道路狭窄，一辆弹药车坏在了路中间，堵住了七八台车，围了一圈司机在帮忙修理。后方又上来了30多台车，一条“长蛇”蜿蜒了一里多长。

“啪、啪、啪”远方的夜色中，传来三声防空枪声。这是在敌机飞临时，团里向几条重要运输线路途派守的哨兵鸣枪示警，提醒区域内车辆注意隐蔽。但此时的小山岗已被围得水泄不通。空中的轰鸣声越来越近，照明弹已经落到了临近山头，车队危在旦夕。杨从芳果断发动汽车向着敌机方向冲去。下一颗照明弹亮起前，他打开大灯，高声呼喊着：“为了前线胜利！”，将3架敌机引向平原封锁区……

【注】本文系作者为报道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传承“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精神而采写的新闻通讯，2020年10月22日发表于《解放军报》。

材料一：

“春秋笔法”看似一个语词，却连接着经学、史学、文学、修辞学、新闻学等多个学科，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春秋笔法”是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固有的话语模式，发展至今仍活跃在新闻话语、文学话语乃至日常话语中。当我们了解新闻时，不仅仅在了解事情的真相，还能从事实的叙事中体会到叙述者的价值判断。

当下学术界，中国话语还远没能达到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回归传统，以当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视角对古典重新发掘、梳理、阐释，进而构建中国学术的当代话语，已成为学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春秋笔法”的系统研究与阐释，不仅可弥补该领域研究之不足，更为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提供尝试性探索，也是克服当前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必然选择，同时有利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

建立中国意义上的叙事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强，应声而作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这表明构建中国叙事学体系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未能摆脱西方叙事理论框架加中国文献资料的写作模式，而以“春秋笔法”为核心的中国叙事研究则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

关于“春秋笔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上运用还原批评、阐释学和叙事学等方法。打通经学、史学与文学间的壁垒，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对“春秋笔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理论阐释，那么首先就应把“春秋笔法”还原到它产生的起始点上考察它是怎样形成的，具备怎样的功能。“春秋笔法”并非仅仅是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修辞手法。从源头上看，“春秋笔法”包含着“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写的目的是什么”等内容，涉及到作者在整部作品所要表达或寄托的美刺褒贬、结构安排等问题。“春秋笔法”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是史家、作家之褒贬，在具体书写过程中，经学观念对史官记史和作家叙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右史家和作家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春秋笔法”是中国叙事学有别于西方叙事学的主要范畴和基本特征，在史传和小说叙事中尤为突出。

“春秋笔法”是中国独有的理论范畴，也是中国式话语对世界话语表达方式的贡献。

（摘编自李洲良《春秋笔法研究三题》）

材料二：

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史传之叙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一种实录事迹而令褒贬自见的叙事方式。中国小说有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大系统。文言小说直接由史传衍生出来，其叙事传统继承史传自不待言；白话小说从民间“说话”口头文学演进而成，当生活在史官文化中的文人雅士成为它的主要创作者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也纳入到了史传叙事传统之中。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最终合流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历史发展归宿。

白话叙述脱胎于口头文学的“说话”，而口头文学叙事方式的特征之一便是主观叙述。所谓主观叙述，就是叙事者随时都伴随在读者左右，或者诠释情节中疑惑难解的问题；或者提醒要注意某个关键处，或者把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直言不讳地说出来。

白话小说从主观叙述向客观叙述的转变，是由长篇章回小说来完成的。从历史纵向看，长篇章回小说对于客观叙述的把握又有一个从不甚纯熟发展到比较纯熟的过程。到《红楼梦》则达到古典小说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戚蓼生《石头记序》对于《红楼梦》的叙事评论道：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红楼梦》客观叙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叙述者戏剧化。一般客观叙述的小说，在叙述初次登场的人物时常有一段对这个人物的肖像描写和对他的背景资料的介绍，使人感到叙事者即作者的存在。《红楼梦》却把这个任务转交给作品中的人物，作品中担当此任的人物便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叙事者，于是叙事者与作者分离开来，叙事者的观点并不等于作者的观点，这样作者就更深地隐蔽起来。作者让作品中行动的人物充任叙述者，由于叙述者并不完全代表作者的观点，所以作品对某个重要人物和事物的叙述，常常不是一次完成的。综合各人所叙，便是人物的立体影像。

《红楼梦》客观叙述的另一特点是叙述的限知性，限知是相对全知而言，全知就是叙事者无所不知。这种无所不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叙述视点的随意转换，二是随意代述角色的隐衷。限知叙述之叙事者也是有视点的，也可以代述角色的隐衷，不同的是他的叙述视点相对固定，而代述角色的隐衷也有限制，叙事者不能自由地进入任何角色的内心世界。这种限知性的客观叙述，有效地隐蔽了真正的叙事者——作者。

《春秋》所开创的直书其事的客观叙述原则，在小说《红楼梦》中得到生动的体现。春秋笔法强调“据事迹实录”，但同时又要在客观叙述中寓以褒贬。实录和褒贬，如何统一在文本中？要义之一是笔削。“笔”就是录，“削”就是不录。笔与削寄托着作者褒贬，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作者到底褒谁贬谁，如果用笔与削的春秋笔法来考量，得出作者之偏爱林黛玉的结论，谅必并不困难。曹雪芹是怎样表达他的倾向的呢？除了别的手段之外，他用了笔削的手法，他对黛玉的心理活动倾注了大量笔墨，却基本上不写宝钗的内心隐衷。客观叙述中笔与削大有深意，就“笔”而言，又有一个如何写，也就是载笔之体的问题。用晦之道，就是载笔的最重要的原则，其要义是直书其事却并不用直笔。

（摘编石昌渝《春秋笔法与〈红楼梦〉的叙事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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