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汉服逐渐成为一种流行元素，穿汉服也从一种行为艺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汉服爱好者达500多万人。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商品成为消费时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国潮”。

国潮作为现代时尚景观中的独特呈现，其创意来源于优秀传统文化，外在形式则吸纳并融汇了当代大众审美。这种先锋与复古碰撞的创意，在追求个性化表达的青少年群体之中颇具吸引力，因此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搭上国潮的列车。除了已经流行起来的汉服、破圈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各大景区标配的特制文创雪糕，白酒、口红、家具、家电、电子产品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消费品也都推出了各自的“国潮款”。

随着工业化的完成，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我国也在朝这一方向加速推进。在后现代社会，商品不再是仅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更具有符号价值，人们消费某种商品，更多是为了获得商品所承载的符号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购买和消费国潮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在使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国潮产品之所以受到追捧，关键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被唤醒，希望通过时尚的形式走进并了解传统文化。国潮产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可是，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国潮产品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仍然是浅层次的，往往重其表而轻其里。比如，一些品牌对于国潮的理解还停留在龙凤、图腾、繁体字上，甚至从古代随意挑选一个物件并将其化作具体“符号”印在服饰上，再染上年画风格的配色，就为自己打出国潮的噱头。这些附庸风雅的产品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潮产品，不过是把传统文化当作装点门店的“包装纸”。还有一些国潮产品在设计中跟风猎奇，把诗文字词、典籍图画、车马舟船等古风元素进行生硬嫁接或胡乱杂糅，通过所谓后现代艺术化处理装饰门脸以示复古。更有甚者，张冠李戴，把日韩风当成国潮范。如此的国潮产品，降低自身文化品位事小，阻碍文脉传承事大。

国潮不是一种简单的包装，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深度融合，是一种精神哲学和文化信仰。国潮产品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在对传统文化认知、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度提炼萃取，同时还需要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解决好文化内涵与文化运用的关系，即传统文化到底是产品应该具有的内在品质，还是品牌营销的策略手段。如果把传统文化当作创造经济价值的手段，把国潮产品生产等同于一般的工业化制造，那就矮化了国潮的社会价值与精神意义。

国潮代表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它应该是人们潜意识对自己文化产生的一种虔诚信仰，对自己历史的自觉传承。中国品牌的潮流之势兴起于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理应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筑牢品牌自信、反哺当代文化，拉紧彼此共生共荣的纽带。因此，国潮产品不能投机取巧，其发展的动力及意义应该落脚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新，用现代商品的新颖形式实现文脉的自觉传承。

（摘编自唐尚书《国潮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包装》）

材料二：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为中国自主品牌汇聚了葳蕤蓬勃的发展动力。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恢复一枝独秀，充分展现出大国实力，人们的民族自豪感空前提升，为“国潮”势如破竹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今的中国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国货品牌开始替代日韩、欧美品牌，成为市场主力。中国品牌的强势崛起，体现了国家实力壮大后民族自信的巨大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创”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性“双创”复兴，为中国品牌的强势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无论是承载着华夏千年文化与审美的汉服出圈，还是今夏各大旅游景区文创雪糕的刷屏大战，抑或是走红的黄鹤楼诗词瓶，近年来备受大众追捧的国潮热点，几乎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子。国货品牌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既实现了品牌自身的革新重生，也助力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碰撞融合。备受关注的“国潮”文化，体现了经济转型升级与文化自信提高的同向同行，本质上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成果与反映。

《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显示，国货消费中，“后浪”积极性明显高于“前浪”，90后年均支出5307元购买国货。身穿“中国李宁”LOGO的卫衣、脚踩回力鞋，成为当下青年人彰显时尚与个性的一种方式。新消费背景下，“网生一代”年轻人成为消费主力。他们的消费认知和理念不同于从前，不再盲目追随国外品牌，开始选择“潮流时尚”与“品质、性能、价值”并重的中国品牌。他们以此来表达自我主张和生活态度，获取价值归属和身份认同，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品牌星火燎原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光明网《“国潮”澎湃如何更好彰显文化自信》）

材料一：

知识付费目前主要指知识的接收者为所阅览的知识付出资金的现象，即知识拥有者将知识进行筛选和系统整理之后，通过平台向受众传播，而知识接收者则通过支付资金获得知识。作为适应文化市场需要而出现的文化现象，知识付费更符合移动生产和消费的模式，是媒介技术的发展、用户的知识焦虑、资本对新领域的寻找等“多方合力”的结果。知识付费在当前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中营造了全民学习的氛围，一个知识共同体正在形成。知识传授可转化为市场行为并按市场逻辑进行交易，很显然，这种功利色彩的运作有悖于传统知识生产、传播、接受的逻辑。就碎片化的知识传授、分享模式来说，也很难与传统模式相媲美。从本质上说，知识付费就是消费社会中资本操弄的一种商业现象。它成功地吸引了传统出版机构、新媒体、各大网络平台纷纷涌入这片红海，激烈厮杀。

（摘编自陈龙《作为文化奇观的知识付费》）

材料二：

大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超过五成的网民有过不同形式的知识付费行为。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疾呼，“不管你是否接受，知识付费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是一个伪命题。将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视为一种新的现象，显然是经不起考量的。人们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论语·述而》曾这样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果有主动送上十条干肉的，孔子就愿意收他做学生。这里的干肉就可以视为弟子为获得知识而向孔子支付的费用。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获得知识而上学，参加培训、课程、讲座，以及购买图书、报刊资料、音像制品等等，无不属于知识付费的范畴。因此，付费下载论文、付费参加线下和线上培训，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知识消费的网络延续而已。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将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知识付费实践当作新媒体兴起之后的新事物，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与现实经验。

在新媒体崭露头角的时代，它们为了在眼球经济时代分一杯羹，往往不惜为了获得关注而制造噱头、迎合受众，甚至不惜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新闻。新媒体新闻的报道者、信息的提供者如只为付费受众提供正确的资讯，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①这一媒体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规范，是对新闻媒体所承担的报道与传播信息责任的背弃。一旦这样，那么媒体的职业伦理与公众的知情权将轰然崩塌。在这股对于知识付费现象讨论中，最为卖力、最有热情的是新媒体这一群体，它们对于话题的炒作与持续推动有着更为内在的利益诉求。

新媒体技术背后的媒介公司有着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它们善于利用自身的辐射力影响民众的感知与思考方式，并通过发现或打造各类现象、话题引导公众接受媒介代表的观念。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介的裹挟力与诱导力也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媒介通过制造“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在想什么”的幻觉，引导公众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步入其设置后的营销景观。一旦人们缺乏辨析地一味相信媒介充当我们的大脑，实质上公众就将自己的思考、理性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偿交付给媒介，而这一点正是值得社会深刻警惕与反思的。

【①编者按：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情的真相，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摘编自《光明日报》《“知识付费”命题背后的营销焦虑》，有删改）

材料三：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首先，知识付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知识收费兴起，反映了人们收入结构改变的现实。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付费的空间还会不断增加。

其次，免费经济兴起，知识服务化正成为潮流。知识免费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而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而按服务使用来收费。本质上，是将知识的业态从产品业态升级到服务业态。这说明，知识产品收费只是初级业态，相当于知识制造业；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更高级的业态，相当于知识服务业。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之前的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因落后而不收费与因先进而不收费，叠合在一起。

在两次浪潮合成一股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用户所需的知识。

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举例来说，下载商业研究报告，不付费是不对的。但只靠版权收费，收的是小钱。如果通过服务附加价值，比如以用户要解决的问题为主线，根据用户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持续地提供每一步的研究线索和信息，甚至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可以收到比版权费更多的服务费。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让在线支付手段更便捷，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开发针对效果付费的打赏制度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光明日报》《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有改动）

材料一：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人们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它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辩”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的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就是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接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中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于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进取锐气与沉着静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关系。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遭难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其他人都惊慌失措，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次的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次坎坷遭遇呢？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服消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恼的同时，积极砥砺自我、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的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孕育而成的意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以及民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精神支柱。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取得这次大考的胜利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强大助力。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发展进步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又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这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但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之年的钟南山、古稀之年的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当地医院工作人员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紧急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和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网络）

材料一

近年来，制作美食短视频的网红博主李子柒，从国内红到国外，热度持续攀升。在短视频中，李子柒身着中式服装，制作精美物品，打理田园生活、如用青梅制作各种美味佳肴，手工打造笔墨纸砚等等，富于中国传统韵味，李子柒的短视频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短视频要把故事讲好，既需要素材生动有内涵，也需要精心构思、剪辑，向受众传运信息、情感、思想。综观李子柒的短视频作品，几类元素——美食、风景、乡村生活、传统技艺等得到充分展现。喜欢美食的人可以看到种子种下到食物出锅的全过程；倾心风景的人可以在她忙碌身影间发现远处的山丘和雨雾；对手工制作感兴趣的人可以一睹纯手工打造精品的过程……聚合了丰富的元素，感染了不同的受众群体，使人观后有感可发，有话想说而且在不同元素之上，有一个“田园生活”的中华传统审美意象统领，所以观看起来具体又不失雅致，简短又不失深刻。在讲求“用户定制”的互联网时代，李子柒的短视频是具有明确用户意识的互联网产品。

李子柒的走红，再次证明短视频若要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其创作不仅要有意思，还要有意味，更要有意义。

有意思，是吸引观众的“敲门砖”，在“手指做出选择”的今天，引发点击才能把内容呈现给受众。但只追求有意思，不想花工夫打磨作品，是当前一些短视频创作的人多，讲好故事的人少，受众大多只是哄笑一番，一“刷”而过。发挥短视频的视听艺术优势，不仅需要剪辑等技术，更需要叙事的技巧——叙事节奏无论舒缓还是紧凑，贴近生活、直抵人心的作品才有意味。通过知识的可视化表达和故事场景快速切换，传递具有新鲜感的科学常识，从发现问题到逐步探索，让人体味生活的意趣。

通过有意思、有意味的内容带给人意义，是短视频讲好故事的更高标准。意思和意味吸引受众，意义引人进一步思考，让人内心有所触动甚至有所升华。在生活中发现世界、寻找感动、获得启迪，才能赋予短视频深刻的内涵。再现传统乡村生活面貌，展现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正是李子柒在海内外受到欢迎的原因所在。

（取材于张明瑟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如今，短视频以其个性化、碎片化、高黏度的特点，成为网民广泛应用的视频媒体之一。下班路上“刷一刷”，等电梯时“抖一抖”，吃美食前“拍一拍”……各类短视频应用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大家记录生活和自我表达的一种新的媒体形式。与此同时，短视频也造成了不少网友的过度沉迷。

短视频的沉迷者，包含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他们在低头中感到“时间知觉麻木”，在虚拟世界里“沉醉不知归路”，短视频何以具有令人沉迷的用户黏性？研究显示，人类存在“生动性偏好”，更易被视觉性显著的信息吸引。短视频因其较强的视觉感染力，很容易传播扩散。此外，传播参与者既有围观心态，也有自我表露诉求，而短视频能够实现双重满足。短小便捷的传播形态，适应信息消费场景的碎片化；垂直深耕、算法推荐，实现了精准对接用户需求。

据统计，2018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5.01亿人；2019年短视频用户规模已经超过8.2亿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73亿人。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也应看到，短视频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种种乱象，短视频拍摄的花费问题日益凸显，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把公共场所当成取景地，公众成了“群众演员”，影响到公共秩序；未经过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今天，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态加速换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挑战。

可喜的是，近年来有一批优秀短视频创作者正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尽管审美风格不同，讲述方式各异，有的精致，有的粗放，有的安静，有的热闹，但都鲜活蓬勃，与社交媒体时代“负面内容更吸睛”不同，短视频时代更看重“记录美好生活”——点赞风雨中坚守岗位的交警，记录消防员逆行的“最美背影”，歌唱普通人的亲情与爱情……时代需要更多把中国故事讲得有意思、有意味、有意义的“拍客”，用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作品向世界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

（取材于牛梦笛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到21世纪，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学术脉络和基本主张渐成气象，为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提供着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现实能量。与法学不同，人类学代表了亲历、切肤、在场和本真的生命原力——换言之，代表了扎根大地的诚实。人类学对生命细碎的关怀，对日用习常的熨帖，对异域风光的好奇，对情景知识的敬意，使得那些关于人与人生之见的复杂性被一点点拨开，从而为我们理解合法性、现代性、统合，冲突等世间的诸多宏大观念，提供意义的载体、反思的条件乃至批判的可能。

理解了人类学与法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我们便能理解法律人类学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对于域内而言，自新世纪开始，中国法学开始系统性地反思既往过度以城市为中心、过度以规范为定见，从而可能忽略了一线城市以外真实的社会需求，以及对法律运行的复杂过程相对盲视的价值取向。坦率地讲，现代法学的制度构造和知识体系舶来于西方，其作为一个移植性的秩序安排在中国现实土壤中，确实不可能仅仅通过立法过程对文本规范的建构来实现。法，不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甚至根本上不是一个规范问题，而是生命秩序。以高傲的西方经验自居，完全忽视了规则的文化维度，语境意义与地方性知识之特征，认为不需要去建构和孕育现代法律体系与中国现实深度咬合的社会根性，这是中国法学“本本主义”的显著问题。好在随着中国文化自觉的日益清晰，以及法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日趋拓张，中国法治建设在吸收世界优秀制度文明成果的同时，越发重视中国经验本身。当摆脱了“轮椅”状态的法律学人重新站在真实的大地上，在研究方法上便会越来越多地重视在场性价值，重视局内人视域，重视对基层与远山的温润关切。这一“接地气”的研究理路与价值主张，携带着法律人类学的力量，为理解复杂的中国不断积累着本土智慧与体验样本。

而如果将视野拉长到国际，“以世界为田野”一直是中国人类学人的梦想。如高丙中教授所言，中国的人类学前辈学人们当然知道人类学田野包括世界而非以国内为限，然而，人类学视野和活动空间的内敛性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遗憾。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制约着人类学家的选择。其一，中国的国力和国情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有时顾及不到，把资源投到耗费不菲却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国内急迫问题（如围绕温饱问题的物资生产等）的人类学课题上。其二，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集体意识不便于学者到国外社会开展调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并长期伴随着外来入侵造成的众多的生命牺牲和“国耻”的不断累积，国人在心理上与西方主宰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比较敏感的。当“以世界为田野”的研究无法有效发生时，其现实后果之一，便是在我们推动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对沿线国家缺乏在场性的深度理解，而忽略了一些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历史背景、文化意蕴和社会情境。

（摘编自熊浩《法律人类学的学术意义与中国价值》）

材料二：

国家推行的现代法律和农村传统的习惯法之间存在差异。在推广国家法律的时候，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需要直面这一差异。如果宣传的内容只涉及国家法律，当地农民会感觉到陌生。但如果只讲地方民众熟悉的习惯法，又失去了传播的目的。通常的办法，就是在宣传中嫁接现代法律与习惯法，达到“转生为熟”的目的。而小品《不能走这条路》则包含了两重法律逻辑及其嫁接关系。一重是农村习惯法的逻辑，它是以家庭的共同利益为核心。从这重逻辑来说，为了家庭生计日夜操劳的小珍，应该受到表扬和鼓励，而成天在外喝酒赌博的二狗，应该受到批评和教育。一重是国家法的逻辑，它是以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核心。在小品的开头，现代法律的话语并未出现，但描述了二狗喝酒赌博﹑经常打骂小珍的事实，警察将二狗及其赌友逮捕，村妇女主任忠告“这可不是家庭小事，而是侵犯了妇女权益”，从而实现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嫁接。这出小品的逻辑和《白毛女》的逻辑基本一致，黄世仁首先是违背村庄伦理道德的负面人物，然后才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阶级敌人。笔者把以上不同法律的关系称作“法律嫁接”，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研究不同法律的彼此影响和交错状态，同时也看到，习惯法既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又能保持自身一定的独立性。

“戏曲普法”蕴含着深远的人类学启示，它有助于我们将关注重心从“纠纷解决”转向“传播过程”。与法律史学家只通过文本探讨中国历史上法律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不同，进行当下“戏曲普法”田野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追踪普法剧本的写作、修改、演出以及效果等内容。“戏曲普法”涉及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中国与西方等多重关系，是法律与社会科学界未来值得努力探索的一个领域。

（摘编自尹韬《“戏剧普法”的人类学启示》）

材料一：

当前世界去贸易全球化、去科技主导化愈演愈烈，“内循环”概念被提升到如此高度，显示了高层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

什么是内循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发掘内需潜力，合理调配资源，实现经济更加强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超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基础设施让我国发展内循环具备足够底气。“内循环”这一概念的提出，必将为金融、旅游、汽车、教育等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机遇，推动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层次。

后疫情时代，在经济增速下行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需求侧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无论是“质”（收益率与安全性），还是“量”（产品的充分供给），都更加迫切，居民大量财富将会借助专业机构进入资本市场，理财、基金、养老资金投资和保险等行业都会迎来新的爆发。国产汽车品牌将迎来极大利好，汽车研发会更加强调自主性，国产汽车相关产业链将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还有旅游行业，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旅游输出国，若中国旅游服务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该行业将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亿产值，这必然会给受疫情重创的文旅产业带来活力并使其迎来新的发展。

实现国内循环具体到企业来说，重振中小微企业尤为重要。经济内循环先是老百姓有消费的欲望和能力，然后有实体企业的正常生产，另外就是健康运营的市场秩序，这样才能形成循环。所以说，经济内循环的保障是中小微企业的繁荣发展，让千万个中小实体企业走出困境，才是经济内循环的第一步。这也为许多新兴企业带来新的商机，像互联网企业360集团便强势聚焦国内经济复苏大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路径，凭借360智慧商业强大的资源优势和营销势能，通过精准的行业趋势洞察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快速提升自我“造血”机能。

当然，经济内循环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战略，打破经济内循环障碍，实现各类经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十分重要。提高各行业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附加值，真正拉动内需，为启动经济内循环模式奠定扎实基础。通过各种手段重塑企业经营生态，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积极融入数字经济、新基建产业的发展等。政府也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良性增长并造福民生。

(摘编自盘和林《打通“内循环”，迎来新发展》)

材料二：

长三角经济是我国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优秀代表。新形势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长远稳健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以长三角为背景来讲双循环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

就国际大循环而言，我国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体系较为完备，产业结构层次较高，对外开放起步早、发展好，经济国际化程度较高，很多产业已融入全球产业体系。2019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外向度已达52．4﹪，高出全国18．4个百分点；境外和国外资本大量进入长三角，目前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近19．3万家，投资总额达2．5万亿美元，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超过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的二分之一，达到50．6﹪。中外资本和中外产业在长三角地区已密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参加国际大循环。长三角一体化不仅会提升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而且会加深中外资本和中外产业的融合，奠定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好基础。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布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供给端方面的国外供应链出现高度不稳定性，需求端方面受保护主义影响又有更多不确定性，我国在国际经济循环方面面临较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长三角企业更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积极布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将中国企业有机嵌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之中。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及美国政府在前沿技术和高端产业方面极力阻挠我国企业进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严峻挑战，应进一步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推进多层次融入国际大循环。长三角不少企业已经布局，比如苏州亨通，已经构筑全产业链并拥有核心技术，正致力打造全球通信和电力产业全价值链综合服务商。

构建双循环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和发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聚力培育和壮大世界级产业集群，增强重点产业在国际产业与产业链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解决产业链与产业发展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提升优势产业在世界市场供应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性，确保我国产业与产业链独立发展，在一些优势领域引领发展。最后，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引导中国企业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在此基础上向国际市场扩张生产能力和服务网络，为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打牢企业基础。

（摘编自程必定、孔令刚《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