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乡村聚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自然或者非经济的因素造成的。正如费孝通所说：“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聚落必定是一种生存或生活空间的社会性整合物。

聚落地理学和社会学对于聚落属性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分歧，其中的差异不仅仅因为地理学更加强调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社会学突出社会建构的力量。我们会看到，聚落地理学还保持了对于聚落的一种朴素的实体论想象，而在社会学中，对于空间的重视才开始不久，对于房屋和聚落的关注更是不够。

聚落是大地上的人文（纹），地不同，人不同，纹理也不同。这看上去很好解释，但聚落的历史往往比较长，影响因素多，进行个案的解释会很精彩，要跳出个案来寻找一般规律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地理学家通常会十分强调地形的影响，认为平原地区的聚落规模会比山区大一些。这在华北确实如此但在浙江、湖南、皖南等地区的山区丘陵地带可能反而比平原更容易找到大的乡村聚落。地理学家还重视腹地的大小，强调一地的生存资源的丰富程度会影响聚落的规模，但却没有没有兼顾人们在生活上的考虑以及其他诸多因素。有的理论对于解释同一个市场体系内部的聚落间聚落规模差异是有效的却不能用来解释聚落形态的区域间差异，因为在每一个区域中都存在中心地体系。也有地理学家用经济区位影响聚落规模的规律来解释，但也不适合用于解释大范围的聚落形态的区域差异。

历史的因素被看成是地理因素的重要补充，一般认为历史较长的聚落会大一些。这一观点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比较容易成立。如果以一个乡镇为单位来统计，会发现规模和历史长短之间确实有较明显的正相关性。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观察到历史长短和聚落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却不等于可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虽然在同一个区域内大的聚落更可能是古老的，但聚落是一个体系，其中必定会有大有小，是大的容易久存，还是老的发展机会多呢？老的容易变大，也可能是因为它具有区位优势。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部，区位对于规模的影响力其实会比历史更加明显。一旦区位优势丧失，无论多么古老的聚落都会衰落下去。

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被引进来做进一步的补充，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聚族而居”的说法，但聚族的“聚”不等于就是比邻而居。即使在宗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一个宗族也会分居在多个聚落中，各个聚落大小不一。再如，不少研究注意到国家政治对于聚落形态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学者对于古代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及今天人们从宅基地制度或者城市化政策等方面对于聚落形态的研究等等。不过，如果要从具体的制度或政策的角度研究聚落形态的区域差异，更值得重视的不是全国性的制度或政策，而是地方性的治理实践。在大一统的社会中，各地具体治理实践的差异性很重要，与地理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相比较而言，这种治理上的差异似乎更适合用于解释大范围的区域差异。

变量的杂多实际上给人带来了一种无序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无序性其实正是传统聚落形态演化的基本特征。对于自发形成的结构来说，变化路径不清晰几乎就是必然的，但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我们总是希望从这种必然复杂的历史中获得某些明晰的教益。要减少这种变量杂多带来的无序感，或许应该引入演化的视角，将以上各种静态的因素在动态的演化过程中进行梳理。而且一些人文地理学家或者规划学者的文献显示出一种集体性的认知：在描述聚落的演化时，需要更多地重视社会文化的因素。然而，囿于学科的界限，他们很难展开对于社会过程的分析。聚落实体观可能妨碍了地理学家的想象力。在地理学家看来，每一个聚落都是一个具体而实在的存在，它们是一个个客观的物的体系。各种物，尤其是房屋与周围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成一体。并且每一个自成一体的聚落都有“一个”专有的历史。抱持如此扎根的聚落实体观，就不容易接受对于聚落形态的跨区域的统一解释。这样的聚落不再是实体，而是一束关系，对聚落作如此想象恰是社会学所擅长的。

（摘编自熊万胜《聚落的三重性：解释乡村聚落形态的一个分析框架》）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我想我的马（注）

鲍尔吉·原野

大群牛羊拥挤在公路上，汽车鸣笛也不躲开。牛羊满山遍野，边走边找草吃。今年旱，六月中旬了，草还没盖住地面，白音温都的牧民正赶着自家的牛羊转场去塔林花草原夏营地。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下意识地想告诉老父亲。接着心里咯噔一下，父亲已经去世了。

在镇政府，我看见一个两岁的女孩在大厅纳凉，她庄重地伸出手，跟往来办事的牧民握手，好可爱。我想说给我父亲听。他一定是盘腿坐在床上，身体摇晃，露出微笑，仿佛见到了小女孩。但是，父亲去世了。心又咯噔一下。

父亲去世四年了，我尽量回避与他有关的事件和物件。这几年，我没去草原，去了会想起父亲，仿佛他就在那里。草原上，干牛粪发出草药的气味，排队飞行的大雁，翅膀反射着阳光。被晒得灰白的木轮车边上，牵牛花（蒙古语叫媳妇花）开放了，傍晚它们会收拢花瓣，像一支支雨伞。我想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父亲，却无处说，我感觉自己孤孤单单。

父亲性格刚直，说人论世，言语激昂。进入80岁，他变得柔软安静。到90岁，他几乎不说话，趴窗台看绿地上的花朵和天上的白云。父亲度过91岁生日后，开始说他的战马。马的名字叫沙日拉，意思是带点黑灰斑点的白马。

父亲说，辽沈战役打沈阳的时候，国民党的黑飞机飞得像树梢那么高，机枪连串扫射。骑兵目标大，没地方躲，好多战友牺牲了。战马低头嗅主人身上的血，不离开主人。他说：“战争啊，比电影看到的残酷。”炮弹爆炸，四处是残破的血肉。按理说动物应该在炮火中逃散，但是马不离开自己的主人。我父亲说：“沙日拉是一匹多好的白马!”

我怕父亲情绪激动，扶他到床上躺下，说：“你别想过去的事了，享受幸福的晚年吧。”

父亲说：“沙日拉爱用鼻子嗅我身上的味，我也喜欢马的汗味。我想我的马。”

2019年7月，父亲的身体开始虚弱。10月1日上午，电视直播新中国成立70年庆典。我们早早把父亲扶到沙发上，他坐不住，身体两边放了两床棉被。十点整，电视播放1949年开国大典纪录片。70年前的这天，我父亲参加了开国大典阅兵式，他是内蒙古骑兵白马团的战士。我父亲目不转睛地看完电视画面，说：“我没找到我的马。”

那天晚上，我们看完电视准备休息，父亲从卧室走到客厅，站着，像要宣布一件事。他说：“我的马……”“马”字没说出来，眼泪已在他脸上流淌，灰衬衣像雨衣一样挂在身上，空空荡荡。我上前扶他，感觉他在颤抖。他说：“我的马在哪儿?”

母亲说：“快睡觉吧，你说你的马在抗美援朝时被送到朝鲜去了。”

父亲躺在床上说：“我想我的马，我感觉孤孤单单。”最近听了章琴瑙日布唱的一首歌：“说起唯一的故乡，眼泪落下来，自己都没察觉。说起唯一的马，眼泪落下来，自己竟不知道。”好像在唱我父亲。父亲以前说起马兴高采烈，夸马的眼睛、马的鬃毛。现在提起马，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也不擦，浑然无觉。

我父亲活了91岁，经历九死一生。走到生命的终点，他忘记了世间所有的荣辱，却忘不了那匹战马。父亲说：“我的马也会想我。”

一个月后，2019年11月8日，父亲溘然辞世。如果有天堂，他会在那里见到他的马。在天堂的绿草地上，他和白马一同徜徉、云游。

（有改动）

文本二：

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首部以马为题材的文学绘本《父亲的战马》,是一曲穿越硝烟的草原英雄战歌。

生长于内蒙古广袤草原的鲍尔吉·原野对家乡，以及家乡的马有独到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父亲的战马》正是取材于原野先生父亲那顺德力格尔与心爱的白马沙日拉之间真实的情感经历。那顺德力格尔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18岁离开家乡科尔沁左翼后旗，加入解放军，作为内蒙古骑兵二师白马团的成员参加了解放东北的大小战役，战马沙日拉曾救过他的性命。在将战马送往朝鲜战场后，他一直念念不忘。胜利的荣耀属于蒙古族战士，同样的军功章也属于来自内蒙古草原的战马。

作家、评论家汪政先生在谈到鲍尔吉·原野的草原儿童文学创作时说，原野的创作是一种富有独特地方感的边地与特色文化的写作，草原的独特生命体验深入到他的精神与骨髓里。在撤退的过程中，父亲爬山时从马上摔下来，腿摔伤站不起来，“白马围着他打转”;在与土匪的战斗中，巴图、却吉、杜楞扎那、东山四名蒙古族战士牺牲，战斗结束后他们的战马找不到主人，“慌慌张张地在队伍里钻来钻去，见到人就闻腿闻胳膊，鬃毛如乱发撒在脖子上”。人与马之间生死相依。

当父亲将战马送上抗美援朝战场时，当每一名蒙古族骑兵将自己心爱的马送上驶向朝鲜前线的列车时，他们胸中激荡着保家卫国的战鼓，同时也激荡着古老草原上马的赞歌。

（摘编自《穿越硝烟的草原英雄战歌——读鲍尔吉·原野<父亲的战马>有感》）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为了说明微寄生和巨寄生，首先得从阶级的产生说起。在狩猎时代，随着狩猎水平的提高，食物有了盈余，于是阶级随之产生了。一部分人变得懒惰，成为了和寄生虫一样的家伙，他们靠别人打来的猎物生活。当然，这些人不叫寄生虫，而被称为统治阶级。农耕生活的开始，标志着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选择的定居地自然是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食物获取越来越稳定，人类的阶级也就越来越稳定，部分人彻底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我们把他们这种生存方式称为巨寄生。与此同时，自然界的微生物也一刻不停“尽职尽责”地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消耗着社会资源，我们称之为微寄生。

对于这两种寄生方式的理解，能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前进过程。在农业社会中，农民所能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微寄生和巨寄生同时消耗着有限的资源，所以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如果微寄生的微生物占用的资源多了，那么巨寄生的统治阶级所能支配的资源就少了，这样的文明必然强大不起来；如果巨寄生的统治阶级不能理性控制自己的消耗，带给劳动人民过重的负担，劳动人民不堪重负便会崩溃，进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

正是因为有了微寄生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非洲和印度这些热带地区的历史。非洲因为传染病负担最重，也就是微寄生的负担最大，所以在古代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印度同样地处热带，所以微寄生的负担也很重。这样沉重的负担对劳动人民健康和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自然也就极大地削弱了劳动人民为统治阶级提供物质资源的能力。

正是这样的原因，造成印度历史上的一些帝国军事上相对较弱，当受到外族入侵时，有时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抵抗，这和印度沉重的传染病负担削弱了国力密不可分。但是所谓祸福相依，瘟疫同时也是对抗外来入侵者的强大武器。入侵印度的外族所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自身的军事力量和瘟疫对这种力量削弱之间的对比。印度的统治阶级所能从劳动人民身上获取的资源，与温带国家相比自然要少得多。

关于巨寄生，我们将视角转回到中国明朝末年，看一下统治阶级无节制掠夺是如何导致政权崩溃的。明朝末年鼠疫大流行，死者甚众，伴随着政府的横征暴敛，很多农民在传染病和赋税的双重压力下被逼揭竿而起。

但是明朝政府明显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或者说即使看到了根源也没有好办法解决。明朝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剿匪”,而剿匪所需要的钱，只能通过加重赋税获取，最终这些沉重的赋税被加至同样被鼠疫侵害但暂时还没有造反的农民身上。

一方面，为了摆脱鼠疫威胁，疫区出现了大规模人口流动，结果就把瘟疫带到更广泛的地区，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政府的赋税越来越重，自然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起义行列。在这种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双重压力下，一切似乎是死循环。读明史可以看到，当时农民军的战斗力其实非常差。那时的明朝，来自女真的威胁是癣疥之疾，而流民不可抑制才是真正的心腹之病。

崇祯皇帝如果能透彻理解以上问题，那么自然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改善现状。

首先当然是从微寄生的角度，下力气控制瘟疫，民变不起才能减少人口流动，而控制瘟疫的方式又需要减少人口流动，这两方面互为表里，似乎难解。那么就需要从巨寄生的角度去破解——降低赋税把统治阶级对农民的盘剥降到最低。

用同样的视角也能解答另一个问题——中国的文明为什么首先出现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黄河的泛滥要比长江严重得多，对于水利灌溉而言，根本没什么优势。长江流域的气温更高，种植水稻这样的作物，每年能多收一季，粮食产量会提高很多。但即使这样的优势，我国的文明依然率先在黄河流域扎根，这是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长江流域所在的南方气温高，传染病也就更厉害。在找到有效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之前，这种地方当然不适合人类定居。在刚来到长江流域的时候，人民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也最多能填饱肚子，哪有多余的东西供统治阶级开销。这也难怪，翻开史书，追溯历史，关于南方的地方多是瘴疠横行。

（摘编自孙铁飞《照进角落的光：行走在远古到中世纪的医学》）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严重动摇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藩镇的节度使、宦官和权高位重者极尽所能盘剥百姓，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唐朝灭亡最后30年里，受季风影响，属于多雨时期，瘟疫横行，疫区人员流动频繁。如果气候宜人，物质丰富，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一旦物质缺乏，人连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就会到处寻找资源，从而引发社会大动荡。如果说政治因素是内因，有时自然和瘟疫灾害便可能是外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唐朝末年，气候恶化是“压弯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与紫藤有缘

谢冕

记得早年读过一篇散文，是写紫藤花的，那时我还不识紫藤花，这篇散文篇名好像是“快阁的紫藤花”，快阁可能是一个地名，风景点，记不清了。后来求学到了燕园，中文系的驻地从文史楼搬到了五院。五院有一架紫藤，沿墙垂门而挂。①花开时节，一片紫玉铺天盖地，若无尽祥云自天而降，又似万顷波涛奔涌而至!道不出、说不出的奇妙!无以言状，急不择言，倒是发自心底一阵惊呼：一架藤萝深似海!近年中文系又搬了新居，五院还在，紫藤依旧。燕京学院成了五院的新主人，董强院长是我们的老朋友，藤萝为媒，我们一下成了“亲戚”。紫藤是未曾明确的中文系“系花”，同时也是燕京学院的“院花”。美丽万端的紫藤总伴着我，我与她有缘。

世间万象，说大也大，说单纯也单纯，说巧也真巧。这些年我与我的中学母校有了较多的联系，学校廖素娟校长办特色班，已故的陈景润学长（他在初中高我一班）领衔数学班，我则是忝列文学班为指导老师。我和陈景润是中学校友。我们的中学母校是原先的福州私立三一中学，即如今的福州外国语学校。三一学校是圣公会办的，如今的校园里，旧日的礼拜堂前，也曾有垂挂如海的几架藤萝。今日保存完好的当年的俄国领事馆前，年年也都有盛大的紫藤花事。福外的师生热爱紫藤花，也指定紫藤为校花。学校有个紫藤诗社，我被聘为诗社顾问。前些日子我曾亲临现场，为紫藤诗社授匾。就这样，北大中文系，燕京学院，加上三一中学，这些异时异地的诸般风物，因为一架盛开的紫藤而结成了“姻亲”。这岂止是花，这更是情，甚至还是历史!真的是：一架藤萝连接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架藤萝连接了继往开来的几代学人。

一席关于紫藤花的话题，如今被这样郑重其事地提出，皆因一座楼房的命名所引起。话有点长，还是长话短说。近日，福州市政府应福州外国语学校的申请，拨了一座古厝给学校做关于文化和文学的展示活动场所。因为我曾给学校题赠“钟声犹在耳，此树最多情”的石碑，福外母校念我旧情，愿意借此楼为我留点纪念。我深谢，并表达了私下的意愿，我的表达得到校市领导的谅解。话说这栋古厝也真有来历，原是沈绍安兰记漆器店，是沈绍安兰记原先的店堂和沈家居所，已列入福建省的文物保护名录，目前正在修缮中。

兰记沈宅，三层楼房，前店后厂，有房三十余间，占地七百平米，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华丽殿堂。我那天冒雨察看了施工现场，看到了它绕宅的室内游廊，还有游廊沿边的美人靠，甚是雅致。古厝的传人现已无考，房产已归福州古厝管委会管理。前些时我和学生访问故乡，慎重地建议将此地办成南台岛上文化传播的新景点，成为我的母校师生学习教学的另一个课堂。为此我们对它的命名颇费斟酌。有的朋友希望取名采薇阁。了解我的人知道，采薇阁是我在北大创立中国诗歌研究院用过的名字，他们希望这座院落与朗润园的采薇阁保持一种延续性，从而给后学留下一种念想。这当然是他们的好意，而我则希望尽量淡化和削减事关个人的一些联想。

就这样，古厝摒弃了目下流行的以个人冠名纪念馆或文学馆的模式，最终定名为我建议的紫藤学堂。我们议定，今年就将揭幕迎客。这个学堂的建立和开放，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圆梦的过程。现今的紫藤学堂，屹立于福州市仓山区的塔亭路上。周围几公里内，多处留下了我少年时代的足迹，那曾是一个早熟少年做梦的地方。由学堂往西数百步，位于麦园路上的麦顶小学（原先的独青小学）是我上小学的母校之一。麦顶小学所在的麦园路上，1948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前辈黄展云先生而修建的鲁贻图书馆仍然完好，那是我少年时可以免费阅读书报的场所。福州地处亚热带，夏季艳阳如火，鲁贻图书馆清雅静谧，阴凉温馨，是我这样一个穷学生当年避暑读书的好去处。几十年来，我总怀着感恩的心情怀念它。紧挨着紫藤学堂，马路对过，是梅坞。②那里曾是一座梅林，冬日里梅花盛放，花枝交错，相连成片，散发阵阵清香。我的语文老师余钟藩先生的家，就在梅坞的花丛之中。出梅坞沿立新路前行数百步，便是我的母校三一中学。我在那里接受伟大的爱心，并与当年的师友共度艰难岁月，是我扬起人生理想风帆的港湾。

紫藤学堂屹立在烟台山下，从那里可以眺望秀丽的闽江帆影。闽江悠悠流过万寿桥，在中洲岛画了一条美丽的弧线。观音井下来便是下渡，那里出现一片楼台，银行、海关、仓储、商铺、俱乐部和医院，记载着五口通商之后的喧哗。那一年，一个少年在烟台山下听到远方的召唤，真情向往“山那边好地方”，毅然走向战火硝烟弥漫的海疆。一别经年，心中放不下的是年迈父母的惜别泪痕，是这些念兹在兹的街陌楼台，以及那些山，那些水，那些镌刻在泥泞路上的模糊的足迹。

江流宛转，山影凄迷，屹立江滨榕荫下的紫藤学堂，正以感恩的心情迎邀来自四方的宾朋、莘莘学子和后学传人，欢迎他们与我一道回味那些年，那些日月，那些憧憬和向往。更欢迎学界同仁来此传道授业，读诗品茗。紫藤花盛，榕荫鸟喧，我等情重。近可对缕缕茶香闲话鸥鹭，远可以凭栏俯视万类，发思古之幽情。友朋雅聚，无关利害，此乃人生至乐!彼时彼地，也许我在，也许我不在，但我心总在!那么，诸位请了，我请诸位小坐片刻，暂时忘却周遭无尽的忧烦，饮一杯免费的清水，或品一杯并不免费的咖啡或茶——上个世纪某月某日，我怀揣25美元参加国际会议。在伦敦大学，我欠了剑桥大学教授一杯答谢咖啡，愧悔至今。目下国人日渐富裕，再无我当年的“咖啡之叹”。故此处特标明“不免费”，此乃含泪之笑也。

（节选自《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