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出自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的《定盒文集·续集·尊史》。历史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的真实记录，得失的总结，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所以，“出乎史，入乎道”，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返回历史中去把握。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 ① 。文化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载体。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丰富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多种文化形式，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地涵养万物，同生共存；追求和而不同，与邻国的关系处理上讲究“协和万邦”；强调君子慎独、自强不息等。现今世界中，在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统一、解决国际冲突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示出了超强的整合价值，其和谐、合作的优势，更能发挥包容、平衡的作用。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 ② 。中国共产党一路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斗争，从追求时代伟大成就，真正让全体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象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党的百年奋斗的成功实践以及这一过程中焕发出的精神气概。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深层次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第一次实现了大国和平发展，这背后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酝酿成长——这种文明不再以争夺、战争、消灭、殖民作为国家间的竞争模式，而是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为根基，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具有超越性的方案，必将在当下及未来彰显出更大的内驱力和凝聚力。对这种未来性怀有自信和自觉，正是我们学习、把握历史的意义。

（摘编自师英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材料二：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以古视今，不难发现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学积累为当代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

举其大且要者，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

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先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还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例覆盖各类型，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无怪乎清代学者赵翼道：“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参照当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毫无疑问是至为关键的课题。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具体而言，所谓“通”，首先要“博通”，即大量搜辑考察各类尤其一手材料或原始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在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这种思维意识对中华文明探源过程启示很大。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绝非一人、一学科、一团队、一时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久久为功，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对待人类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这样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注重揭示与阐释自身优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尚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这正是“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深厚意蕴所在。

（摘编自王学斌《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所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

岁暮贫甚戏书

陆游

阿堵^①元知不受呼，忍贫闭户亦良图。

曲身得火才微直，槁面持杯只暂朱。

食案阑干堆苜蓿，褐衣颠倒著天吴^②。

谁知未减粗豪在，落笔犹能赋两都^③。

［注］①阿堵：《世说新语》载，王夷甫因雅癖而从不言“钱”，而称之为“阿堵物”。②首蓿：草本植物。天吴：传说中的水神，古代衣服上经常绣刻其像。杜甫有诗“天吴及紫风，颠倒在短褐”。③赋两都：东汉文学家班固著有《两都赋》。

关大妈

茹志鹃

一个黑黑瘦瘦的解放军，胸前挂满了勋章，急急地跑上小土坡，就见一座朝南的新瓦房。这军人煞住了脚，慢慢推开院门。院里寂静无人，堂屋的门敞着，一眼就望见上面的大牌匾，上面矫健的五个大字“游击队之母”。这里就是关大妈的家，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地方。

七年前，新四军北撒后的第三年，十月尾的一个阴天。

在镇东五里多远的地方，大路边有一大片乱坟场，大家都叫它“穷鬼滩”。

天色阴沉，黯淡。

关大妈坐在儿子的坟前，没有唉声叹气，也没嚎哭，只是发愣。

关大妈在这一带，真是个出名心软命硬的人。她二十三岁那年，刚怀了孕，丈夫就死了。从此，她一个人上山砍柴，挑水煮饭，挺个大肚子，有天大的苦楚，都搁在自己心里。那年腊月初四，邻居发现她两天没出门，第三天她出来了，脸肿了，嘴唇破了，微笑着告诉大家，她生了个儿子。关大妈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大妈在儿子桂平的坟前，老觉得桂平还穿了那件白粗布单褂，五花大绑地给人押着站在自己面前，响亮地说着：“我们不能世世代代都做人家案板上的肉，别想我，可要记住这个仇。”

乌云一团接着一团，满天灰沉沉地见不到一块蓝天，只有一只老鹰在低空盘旋着。

叭，一声清脆的枪声。关大妈不由自主地退后几步，只见一个人，在地上直喘，肩膀上一大片血，把件蓝布褂子都渗透了。关大妈怔住了，这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不是在我家跟桂平住过半宿吗？突然，关大妈自己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拉住他就往桂平坟前跑。

清剿队的两个家伙，满身臭汗地跑进坟场，只见两个“老太婆”，一个趴在坟上，一个正在一边哭嚷：“好了，哭两声就算了，你总算也对得起他了。”

“喂！老太婆，看见有人朝这里跑没有？”

“人？”关大妈恐怖地叫了一声，说道：“老总啊！这里是多年的乱坟场，到了月初月半，连大白天都会出游魂的，老总，你可不能吓我这老太婆呀!”

天色更黯淡，更阴沉了，枯草瑟瑟地摇摆着。

两个贼兵向四周瞅了两眼，慌慌张张地跑起来，活像后面有人追似的，一直跑出了坟场。

“孩子，我们快回去吧。”

她话还没说完，自己就坐在地上，腿软得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一路上，两个人也不知谁扶着谁，跌跌撞撞地走着，走进那所孤单单的草房。

关大妈活了五十多岁，很少这样欢喜，原来自己救的小伙子，就是敌人悬赏十两黄金的新四军游击队员倪老虎，老百姓都叫他猫子。

在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区里，新增加了一个红色的“点”。这就是土坡坡上关大妈的那所茅屋。

她还是吃素，也常到儿子坟上去，不过除此之外，到陌生的村里捡牛粪，也会突然地到敌人据点里去买一篮子豆腐回来。

冻结了的大地，给太阳融化了。剩下最后一点凉意，也叫春风吹跑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黎明前的夜。伴随着长江两岸的炮声，来到了江南人民的心里。

黎明前的夜，更黑更深。清剿队不分日夜，不管大小道路，到处闻着，嗅着，埋伏着。

猫子已有两个月没到关大妈家来了。这一天早上，乡长金克已，脸色刷白，气喘喘地站在门外，门一开，就拉着关大妈往里跑。一边跑，一边摸出一个折得四方的、像豆腐块的硬纸，塞给关大妈，一边急急地说道：“妈妈，不要怕，今晩猫子会到你这里来，把这东西交给他，告诉他，这东西是用命换来的!”

关大妈回到屋里，慢慢地把纸摊开，上面划满了歪歪扭扭的点点线线。关大妈猛然想起：“这大概就是人常说的地理图吧。”

这一天的日子，似乎过得特别慢，特别安静。直到天黑透了，才见猫子急匆匆地进来。他接过纸去，慎重地和关大妈说：“妈妈，我去了，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再过些时候。这里天亮了，日子就好过了。”

不知哪里惊起一群宿鸟，呱呱地掠过屋顶，朝后山飞去。

“孩子，快走吧！”

话音还没落地，就听外面的狗，远远近近一齐狂叫起来。猫子从门缝张望了一下，就见几十个清剿队的家伙正包抄村子。

江边的炮声，隐隐地响着。

微微的星光下，薄薄的茅屋顶变得灰白。残缺的茅屋屋檐的影子，投在屋子当腰的泥墙上，就像一道奇妙的花边。

关大妈定了定神，看住屋边那堆草，心里镇静下来，慢慢从身上摸出了一盒火柴……

黑烟冲上天，火光照亮了院子，村子，烧红了半个天。火，在跳着，火舌舐到了屋檐。

“救火啊！着火啦！”

从院子到河边，都是人，都是水，喊的叫的，火光冲天。

猫子早挤到河边，有些在家过夜的年轻人，也趁乱悄悄地跑了。

江边的炮声，隆隆滚来，正像久旱后的雷声。

阳光从天窗上，斜斜地透进来，匾上“游击队之母”五个大黑字，显得更加光辉灿烂。那军人肃然地站在横匾下，把自己胸前的勋章，一个一个摘下来，放在长条桌上。背后的院门推开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稳步走了进来，她眯缝着眼，盯住这军人看了半晌，才轻声说道：“猫子，可把你盼来了。”那里，五个黄灿灿的勋章，静静地摆在母亲的桌上。

（有删改）

唐多令·惜别

吴文英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清风拂面

孙春平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理发棚，简易得没法再简易。四根竹竿做桩，四片灰白布充墙。

小棚里有四个人，理发员是个高高瘦瘦的中年汉子，罩着白褂。他很健谈，手忙嘴不停，此时正跟理发的那位老者聊得欢。坐在靠边的凳上排队的便是我和另一位小伙子。棚子虽简陋，可理发员却想得周到，竹竿上挂了几本新杂志。我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婚姻与家庭》。我旁边那位是个音乐爱好者，他东张张，西望望，嘴里却一刻不停地吹着口哨。

突然，口哨独奏戛然而止。我奇怪地从杂志上抬起眼睛，只见独奏者陡地站起身，竟在这比床铺大不了多少的棚子里踱起步来，踱到理发员身后，又蹲下身去扣鞋上的卡子。可那鞋卡并没有松，只见他装模作样地在鞋面上抚弄两下，右脚轻轻一抬，飞快地从脚底抽出一张钞票，然后站起身，把手插进裤袋……

那是一张50元的票子。棚子里好一阵没进别人，而我自己坐在这里没见地上有票子，况且站在棚子里不断活动的只有那理发员，显然，钱一定是他刚才掏东西时带出来的，而现在却进了别人的裤袋。

小伙子坐回座位，理发员回过头，淡淡地笑了笑，说：“就这么屁股大的地方，坐乏了，连直直腰、遛遛腿的地方都没有。”

“行啊，也不是在这里长住过日子。”小伙子胡乱应了一句，口哨又响起来。

我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把他“揪”出来，还是躲得远一点？

“喂，你们二位，谁先来呀？”老者已在对着挂在简易“墙”上的镜子“相面”了。理发员抖着围巾，转身问我们。

小伙子慌忙站起身，拔步却往外走：“哎，你理吧，我有点急事，得走。”他对我说。

走？便宜你！我一把拉住他：“喂，你有事就先理嘛，我不忙。”先稳住他，至于下一步，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理发师傅笑着向我点点头，那有节奏的“嚓嚓”声很快伴着两个人的谈话又响起来：“要个啥发型啊？”

“你看着来吧。”

理发师傅转身抓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小伙子，工作啦，还是念书呢？”

“俺是临时工，正给热电厂撅屁股挖地沟呢。”

“甭愁，临时工也照样出息人。有句老话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当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时，其实也是个待业青年，一直待到二十七岁，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汉朝还有个韩信，当待业青年时，受辱胯下都不在乎，后来为汉高祖打天下立下了大功。人生就怕没个志气，对不？”

我惊羡理发师傅的博识和引经据典的能力，我无心再看书，便也加入了谈话：“师傅，您没少读书呢。”

“倒是爱翻翻，下乡那几年，几本闲书都让我翻零碎了。唉，没赶上好时候，等熬回了城，都快三十了。”

“回城没分配工作呀？”

“分了，在纺织厂，干保全。在厂里的时候，一车间男工女工的头发，差不多都归我‘保全’。这几年，厂里放长假，咱总得找个挣饭吃的营生吧，就把业余变成专业啦。可厂里那些工友们还常大老远地跑来找我，剪完头10元20元的一扔就走人。我知道工友们的心意，可那钱咱能接吗，凡是到这儿来剪头的，不是蹬三轮就是守摊儿的。大家还想着我，还记得我的这点手艺，咱就知足啦。”

说话间，棚门口跑进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怀里抱着饭盒，进门就喊：“爸，快吃饭吧。我妈说，面条一放就打团了。”

我翻腕看表，哟，快两点了，忙说：“师傅，您还是先吃饭吧。”

“不忙，不忙，这小伙子有急事呢。”

“我等等，中。”小伙子“表态”了。

“你们年轻人的时间金贵。”师傅手中的剪刀仍在“嚓嚓”地响，又对站在旁边的姑娘吩咐：“把饭盒先放凳子上，拿着扇子给这位大哥扇扇，你看他出了多少汗。”真的，小伙子怎么出了那么多的汗，顺着脸颊和脖颈儿往下流。天是热，可也没热到这个程度啊。

姑娘撅撅嘴，执拗地端着饭盒：“我妈今天腿又痛得厉害，强撑着做了饭就又躺回床上去了。她说今儿午后要下雨，叫你早点收摊儿呢。”

“等你这位大哥剪完我就回去。”师傅又自言自语地说，“她妈在冷冻厂，那个厂也是活不起的样子了。本来开工资都难，偏又得了个风湿性关节炎，刮风下雨的，比天气预报都灵。”

起风了，杨树叶儿又轻轻地唱起来，可小棚子里仍是闷热。姑娘站在身旁，不情愿地正对着那位小伙子一下一下地扇。

此时，再看那小伙子，端坐椅上，双目紧闭，是在安然领受父女二人对他尽心尽意的服务，还是在内心对自己做着谴责？

小伙子理完发，站起身，红头涨脸地摸出2元钱，往师傅手里一塞，连声“谢谢”都没说，便匆匆跑出去了。我急了，跳起来要追出去，可胳膊却被师傅紧紧地拖住了。

“师傅，不能让他跑了!”

“他忙哩。”

“您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师傅笑呵呵地拍拍我肩头，硬拉我坐下。

“他——”我要喊出来了。

师傅对我笑着摇摇手，然后抬起一只脚，指给我看。原来在他脚下，正踩着小伙子刚才捡去的那张50元的票子。

“唉，人哪，谁没从年轻时过过，知道错了，就中啦!”

材料一：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孕育而成的意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以及民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精神支柱。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取得这次大考的胜利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强大助力。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发展进步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又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这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但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之年的钟南山、古稀之年的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当地医院工作人员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紧急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和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网络）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中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于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进取锐气与沉着静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关系。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遭难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其他人都惊慌失措，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次的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次坎坷遭遇呢？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服消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恼的同时，积极砥砺自我、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的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人们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它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辩”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的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就是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接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一：

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乡村建设的难点，也是乡村建设的灵魂，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以往一些乡村文化建设项目之所以难以取得理想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乡村文化知之甚少。提高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性，需要清晰认识三个问题，即乡村有哪些文化，乡村文化保存在哪里，如何建设乡村文化。

乡村是文化的宝库。乡村文化总体而言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农耕文化。包括农学思想、栽培方式、耕作制度、农业技术等，农耕文化还包括了农业哲学思想和农业美学文化。二是乡村手艺。像木匠、石匠、篾匠、刺绣、酿造等技艺，凝结了先人的生存智慧，反映着村民们的精神信仰与心理诉求。三是乡村景观文化。乡村景观以农业活动为基础，以大地景观为背景，由聚落景观、田园景观、社会生活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等共同构成，集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四是乡村节日与习俗。包括衣食住行的方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习俗，民间信仰与禁忌等广泛内容，也包括乡村艺术和娱乐活动等。

任何文化都需要特定载体，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在乡村。以下三个方面对乡村文化建设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乡村的空间形态。乡村空间形态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的物质载体。乡村空间由村落、民居、院落及公共空间等构成。村落空间具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感化、感染或教育功能。二是乡村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是传承农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农具的使用、地方品种的延续与更新、传统栽培措施、特殊农业制度等都存在于特定农业生产过程之中。显然，没有农民种养结合的农业生产方式，种养之间循环利用文化就难以存在。三是乡村生活。村民日常生活的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以及街谈巷议、饮食习惯等都是传统文化载体。

农耕文明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等，与今天所提倡的和谐、共享、低碳等理念十分契合。在理解乡村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乡村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遵守以下两个原则。

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原则。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他们既是乡村文化的建设者，也是乡村文化的受益者，只有农民最理解乡村文化与自身生产、生活的关系。因此，要尊重农民的创造，如倡导德孝文化、弘扬优秀家风、通过村规民约移风易俗等，均是来自基层行之有效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

二是坚持保护好村落原则。丰富的农业文化以及尊老爱幼、诚实守信、邻里互助、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存在于乡村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农家院落及其特定的排列方式构成的村落形态、村落公共空间，乡村的劳动与消费方式、节日与交往习俗，以及乡村的家庭、家族、邻里、亲缘关系等，都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正是要加强村庄风貌引导，保护传统村落，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朱启臻《乡土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材料二：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都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