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让我们更近了吗

①渴望交流是人的本能，交流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过去的交流是鱼腹鸿雁，千里传信；现代的交流是书信电话，片语真心；网络时代的交流是面对电脑一遍遍地刷屏，等待对方的回复。

②网络丰富了人们的交流形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交流和沟通的渴望。社交网络的出现让网络的功能有了更大的扩展。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交群，在动辄以万计数的好友和“粉丝”中，我们以为可以最大程度地对抗孤单、抱团取暖。

③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Facebook注册用户数接近9亿；我国当前最大的社交网站人人网今年注册用户超过2亿；截至去年年底，我国的微博用户有2.5亿。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正在慢慢张开，越来越多的人被粘到这张大网中。

④按照“六度空间”理论，我们最多通过6个人，便可以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在社交网络里，你可以找到你多年不见的老友，可能被一个你喜欢的明星关注；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和一国总统成为“好友”。社交网络这种联络的作用让很多人觉得异常温暖，人类沟通的愿望也让社交网站承担了更多情感的使命。

⑤然而，看似熟络的社交网络，却经常让人感受到刺骨的寒冷。一个网名叫“走饭”的女孩在发表一条微博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天后，人们知道她的名字叫马洁，是一个“90后”的南京高校学生。翻看她的微博，你会发现她一直在网上“求救”，只是没有人听到。

⑥我们不能把一个年轻生命的终结归罪于网络，但不得不怀疑，网络到底有没有让我们的关系变得亲密，我们对网络的情感期待是不是太高？在网络上，我们有很多好友，却没有几个见过面的；加入了很多圈子，却没有几个真正有兴趣的；每天都在线上碰到，却没有几个会打招呼的。社交网络给了我们联系，却未必给我们交流；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却未必增加我们的亲密；激发了我们社交的天性，却可能磨平了我们沟通的能力。

⑦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有一个有趣的“邓巴数”理论，即人的大脑新皮层大小有限，提供的认知能力只能使一个人维持与大约150人的稳定人际关系。也就是说，无论你在社交网络上有多少好友和“粉丝”，你最多能频繁交流的也就150人左右。

⑧幸福感来自社交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来自沟通的深度而不是频率。技术让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扁平和肤浅。我们简化了社交的流程，不再需要各种繁文缛节。但这种简化的结果是，我们只希望让人们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最幸福的瞬间，人们在网络上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快乐天使，变成一个隐藏自己真实情感的虚拟人。

⑨提高人类的幸福感是技术最大的责任和价值，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在使用社交网络沟通时也关注真实世界的交流，正确驾驭技术带来的变革，而不是让技术编织的网络掌控生活。

⑩网络连接不等于人际交往，沟通便利不代表关系的亲密，技术发展不意味着思想的进步。纸张比键盘更有热度，现实生活比虚拟社区更加阳光，真实的交流比数字的流动更温暖人心。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人与人之间真诚和真实的交流有更重要的意义。

“家”不仅承载看中国人生命实践的美好愿景，而且还体现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追求。家文化是理解中国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基因密码，是见证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标示，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逻辑进路。它已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脉中。

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起系统而完备的家族宗法制度，并通过嫡子之制、分封之制等延伸至国家政治制度之中，最终形成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的高度共通性，这种“家国同构”的基本格局导致了忠孝相通、忠孝同义，使家庭道德成为社会和国家存续的精神纽带。我国商朝的王位继承方式是兄终弟及制，周代王室则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秦汉以后，尽管中国社会时常遭遇周期性动荡，但因深受“三纲五常”思想的熏陶，由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文化自始至终非常稳固。到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隋唐时代，豪门大族层出不穷，家谱族谱的编写蔚然成风。宋代的二程和朱熹将宗子立法视作尊族重本和收拾人心的重要手段，民间建造宗祠之风兴起。元明清三代在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影响下，以家庭道德为核心的礼仪教化活动进一步得到加强。直到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之后，在外来冲击和内部激荡双重因素作用下，中国传统家庭道德开始走向缓慢而艰难的现代性蜕变历程。

中国传统家庭道德在氤氲化润华夏文明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架构。《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展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其间，“仁”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德性，它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所普遍认可。仁德的核心是爱人，爱人的根本是孝悌，孝悌之德的根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由此生发出中国最重要的五种人伦关系，即《孟子·滕文公上》中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正是这种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宗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的一以贯之，建立起中华民族悠远丰厚、恢宏庞大的家庭美德传统。

与欧美国家的家庭道德相比，中国传统家庭道德具有三种典型特质。一是义务至上主义。在中国传统家庭道德中被反复阐明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其根本要旨是强调道德义务和责任的重要性，这同西方家庭道德中追求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契约主义倾向存在本质区别。二是道德理想主义。中国传统家庭道德高度重视家庭成员的修身养性，家庭生活的实质在于如何克己修身。判断家庭中任何事情的对错，先要反求诸己；在个体欲望与家庭秩序、社会要求发生冲突时，宁可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减损个人的正当利益，也要维护家族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三是伦理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家庭人伦设计中，人只有在以血缘为本位的各种关系中才能确定自己的家庭地位，如果抽掉了个人的人伦身份角色，个体人格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古人云：“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我们揭示中国传统家庭道德的历史渊源、理论逻辑及其本质特征，就是要通过抵达历史深处、倾听历史回响，来明晰新时代中国家庭美德建设的具体内容。其间，我们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正确对待中华传统家庭道德，在取其精华和弃其糟粕基础上，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推动践行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家庭美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摘编自靳凤林《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光明日报）

材料一：

黄河中游地区绝大部分属黄土高原。因土壤强烈侵蚀、水土严重流失，大量泥沙流入黄河，其中80%来自河口镇与潼关间的多沙区。恒河多年平均输沙量与黄河花园口站相差不大，但多年平均径流量是花园口的8倍，黄河这一特点，导致由暴雨洪水和冰凌洪水造成的水灾几乎遍及上中下游及其支流。

不少学者认为在黄河流域采取自然修复的手段，是对生态最有效的保护。但黄河难治的症结在于沙多，其治理必须与依靠工程措施对黄土高原的治理相结合，不能仅局限于水土保持的传统模式。面向我国经济发展将向西部转移的大势，按照现在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与施工能力，利用现代工程措施减弱黄土侵蚀强度，主动拦减入黄泥沙量，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的角度讲是必要的。此外，水少是黄河冲积河段河床不断淤积升高的主要动力因素，也是黄河难治的另一原因，水资源客观上是华北与黄河中上游地区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大制约因素，应着实提高黄河流域水安全保障水平，将从外流域调水入黄作为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的重大举。

（摘编自张红武《黄河流域保护和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材料二：

黄河流域各省区2018年水资源总量状况及近年来GDP总量全国占比

（摘编自郭晗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机理诠释与现实策略》）

材料三：

历代的黄河治理活动为黄河安澜、保障社会生产、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大禹为了治理洪水，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北宋熙宁年间，为疏浚黄河及汴河中的泥沙，人们创制了铁龙爪与浚川耙，近代的浚河机船即由浚川耙演变而来。元代贾鲁亲自踏勘了黄河下游河道，掌握第一手资料，据此设计了下游河道的综合治理方针，用短短七个月时间结束了将近九年的黄河水患。明代潘季驯一生多次治河，始终心系治黄大计，离职前还对神宗皇帝说“去国之臣，心犹在河”。他主张“束水攻沙”，即在河两岸高筑堤防，以堤束水，既可防洪，又可冲刷河槽中的泥沙，使河道不致淤塞。康熙皇帝不仅重视黄河治理，还在六次南巡河工的过程中，特别注重问询民生情况，解决民生疾苦。乾隆年间的御史胡定在治河实践中发现，黄河泥沙多出自三门以上及山西条山一带的破涧中，于是让地方官于涧口筑坝堰来拦截上中游支流河段裹挟而下的大量泥沙，大大减少下游的泥沙淤积与洪涝灾害。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独有的黄河精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不断发展科技与机制创新，黄河流域的饮水安全、粮食生产等普遍获得了充足的水源保障。从1999年8月12日至今，黄河已实现连续20年不断流。

（摘编自张建松《讲好历史上黄河治理故事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没有健康码乘车遇阻、现金支付遭拒……当前，不少老年人因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购物、出行、就医、消费等方面遇到不便，对其日常生活造成不小影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引发了社会对老年群体遭遇“代际数字鸿沟”问题的高度关注。

“数字鸿沟”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指教育背景、生活环境或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不同群体在信息接收或技术应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代际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数字技术或者产品更新选代的速度远远快于老年人智能技术学习的速度，这使父母与子女之间出现了信息接收和数字使用能力的巨大差异。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势不可挡，其触角延伸至生活的各个角落，如数字化教学、数字化出行、数字化支付、数字化办公甚至是数字化就医等。因此，解决代际数字鸿沟，加快老年人进步的步伐，已经迫在眉睫，这需要政府、社区、家庭各方面的努力。比如，通过设立专门的基金补贴，增强老年人智能手机的普及水平，简化应用，设计出适合老年人特点和知识水平的数字化设备和应用，帮助老年人克服数字化设备应用恐惧，提高老年人数字应用学习和普及效率。同时，从家庭和社区入手，提高老年人群智能运用水平，发挥家庭与社区代际信息反哺能力，增强家庭与社区不同年龄人群之间智能应用知识和能力的学习与传播。

当然，可以看到的是，数字化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比如互联网生活缴费、互联网购物、互联网理财、互联网出行、互联网事务服务大厅等等，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帮助我们节省了鞋底成本、管理成本，兑付成本等等，这也正是数字化更好地服务于生活的初衷。

从近几年老年人智能手机普及率及使用率看，这种数字化趋势也正在向高龄人群渗透，不少老年人开始拥抱“数字圈”，但是老年人作为数字化“弱势群体”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高龄人群进入“数字圈”除了面临文化、教育等软约束，还面临着数字化设备、数字化资费等一系列硬约束，这种社会、家庭有意无意叠加的交流壁垒，是高龄人群跳过数字鸿沟的一大重要障碍。以数字化设备为例，数字化设备费用、SIM资费、服务咨询、软件使用都是依照社会大众的收入水平、文化知识水平应运而生的，而这些无疑给高龄人群设下了无形的门槛。同时即使持有银行卡等支付工具，也会加剧高龄人群“数字化盲人”的自卑心理和畏惧心理顿挫了他们融入“数字圈”的积极性。

那么，如何让高龄人群更好享受数字化便利，显得非常的必要。比如首先设立老年人数字化设备及SIM卡专项服务柜台，减轻老年人数字化学习、设备维护、资费服务过程中的困难是非常必要的。其次，研发老年数字设备和应用，让老年人感受到数字化过程中社会的诚意，是消除老年人数字融入恐惧，增加主动性的重要激励。最后，政府、社区尤其是家庭，是数字化能力提升的重要渠道，年轻人要给予老年人更多耐心，同时给予他们更多转化过渡时间及参与数字化的鼓励，避免“抨击”性的数字化教学过程。

无论年轻人的生活多么的简单和遥远，升格社会中没有哪一个地方的长辈能知道晚辈知道的一切。年轻人在数字化信息和应用方面的压倒性优势，打破了原有的传统的代际关系，让高龄人群产生了不安、焦虑和不自信的情绪。作为数字化优势一方，我们应该在消除代际数字鸿沟的过程中，给予老年人更多耐心的指导和成长时间，我想这是数字化时代赋予“尊老爱幼”的新内涵。

材料二：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针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提出了20条具体要求。方案强调，要完善法规规范，切实保障老年人安全使用智能化产品、享受智能化服务，切实保障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各项合法权益。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理事崔晶雪说，在抓好常态化综合监管的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对老年人加强宣传，引导他们重视和保护个人信息，通过老年大学、养老服务机构、社区教育机构等开展智能技术教育，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针对当前出现的一些拒收现金、拒绝银行卡支付等歧视行为，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表示，国家将全面开展拒收现金集中整治和长效机制建设：一是会同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银行业金融机构、基层社区共同引导规范水电煤气、公用事业缴费领域，以及零售、餐饮、商场、公园等高频服务场所的现金使用行为。二是强化日常监管。通过暗访、巡察等方式开展摸底调查，建立违法主体名录库进行重点跟踪，对涉及公共服务、民生及公众关注度比较高、影响范围比较大的拒收现金主体，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惩治。三是强化正面引导和警示教育。

红色资源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当下与未来。新时代的文博从业者要勇担使命，保用并重，让红色资源焕发生机活力。

统筹规划，保护好红色资源。承载中国革命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的红色资源，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红色资源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对红色资源统筹规划，从档案建立入手，高度重视并全面深入红色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展革命文物的保存现状调查、预防性保护研究，以及红色资源保护的材料和技术研究，尽可能形成保护标准和规范，为文物保护打下坚实的基础；开展红色资源保护相关的理论基础研究，探讨红色资源整合、统筹规划和整体保护议题，从而发挥红色文物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和推动发展的独特作用；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实践的比较与实证研究，通过不同保护实践的对比和实证研究，筛选出具有良好保护经验和保护模式的案例，以此为鉴向全国推广；开展数字化和科技赋能研究，以实现文物信息共享为目的，以红色文物资源数字化为基础，引入现代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手段，统一构建和完善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体系。在深入开展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根据不同的保护需求，统筹安排、积极推进红色资源的保护工作。

合理开发，利用好红色资源。首先，要精心策划主题展览，这是重要的途径。在充分提炼文物和旧址的内涵和时代价值的基础上，重视历史照片的运用，对旧址的原状陈列进行不断丰富提升。围绕展览主题，通过历史细节的展示，使文字叙事、图片叙事和文物叙事融为一体。以“情感”为纽带，使展览成为策展人与观众沟通、对话的媒介。引入新媒体技术，提高展览品质，增强互动性，扩展叙事空间，提升游客的体验感、融入感、代入感，使其在升华纪念情绪的同时，进入人、物、精神合一的境界。以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2021年举办的展览为例，春节期间推出的《焕彩中国年——绵竹年画迎新春》展览，让观众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滋养，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月份推出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主题展》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系统地展现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引发共鸣和共情。其次，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充分利用红色文物资源，在尊重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律及客观差异的前提下，找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切入口，因地制宜地推进文旅融合。通过对红色资源背后故事挖掘出来的内涵信息，赋值到展览、文创、党建教育和新媒体宣传中，融入红色旅游中，力图让红色旅游做到“有物可看、有事可说、有史可依、有理可循”，让红色文化资源强有力地支撑红色旅游的发展。还要用心开发红色文创产品。红色文创产品是将地域特色、文化内涵、观赏性、实用性、艺术性融为一体的产物，一方面可以传承、发扬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要深度解析红色文化内核，有效提取红色文化元素，使其具备美感和艺术气息，抓住消费者的眼球。要开发合乎新时代价值体系又极具地方特色且富含创意的红色文创产品，还要结合文化旅游，做好宣传和营销，大力开发文创市场，从而促进红色文创产品的销售。

新时代的文博从业者要对红色资源保用并重，让红色资源焕发时代的生机活力，给予民众文化的熏陶和历史的感召，让人民坚定文化自信，昂首奋进新征程。

（摘编自田兴玲《保用并重，盘活红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