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以反映自己的时代为己任，最大的限度地把时代风云摄照到自己的作品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艺术家乃是“时代的儿子”。这是由文学艺术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文艺和哲学、法律、政治、道德及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同属意识形态，是生活和现实的反映。文艺和其它意识形态的不同，在于艺术地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不是通过概念去说明，而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一方面强调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另一方面又认为，它虽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无限生动、丰富的，但还是属于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它只是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作家、艺术家必须对它“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进行选择、概括和提炼，然后，才有可能进入艺术创作的过程。这里，无疑需要调动作家的思想、情感、智慧、生活经验、艺术素养等等。即使进入创作的过程，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作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

文艺作品不管怎样千姿百态，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也好，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也好，是形式主义、抽象主义还是现代主义也好，它们无不是客观世界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只不过有的正确反映，有的错误反映；有的反映得深刻，有的反映得肤浅；有的鲜明、具体，有的抽象、模糊罢了。文艺一旦离开了社会生活，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自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世界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欣赏趣味也有很大的改变，文艺要反映生活、表现生活的方法也应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以便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要，墨守成规是不行的。同时，文艺作品是通过作家、艺术家的自我感受来反映生活的，笼统地排斥“自我”“个性”，必然导致文艺作品的单一化、概念化。问题的关键是，作家、艺术家应当把个人的感受、情绪，从狭小的天地中引向博大纵深的历史长河中，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息息相关，从自我的情绪中触见时代的风云。以群体性否定个体性，同以个体性否定群体性一样，都是违反艺术辩证法的。

总之，尽管文艺反映生活的方法多姿多彩，作家感受生活的个性千差万别，但文艺要反映时代，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摘编自张振金《文学要反映时代生活》）

材料二：

在多元化文学创作格局中，为何要强调和呼唤现实题材文学创作？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命题。

我们说作家要讲好“中国故事”。这里的“中国故事”，很大程度是指当下发生的、关乎最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故事，是一幅幅呈现复杂世相的现实生活宏阔画卷，是一曲曲文化、人性与时代共筑的人间交响。在这个前提下，作家当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尽态极妍地叙述国人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及其与中华民族历史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

当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家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要认清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并在大时代环境中塑造更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并通过对具体的充满人格魅力的人物群像的塑造，描绘出大时代的基本面貌，为新时代文学提供一个不同的形象世界。要努力写出社会生活的饱满度、人类命运把握的精确度，以及作品细节的鲜活度、柔软度，从而提升读者阅读审美的愉悦度。作家透过对现实生活个体遭遇的书写，让更多人的命运涌现在他们的笔下。作家笔下的世界，应不乏人世苍凉及悲苦之音，更要升腾出永在的希望和精进的力量，这是现实题材创作、现实主义精神的意义所在。

好的现实题材作品，不仅要有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还必须在艺术上保持相应的水准。要融合多种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写出更多具有现实痛痒感的艺术佳作。事实上，与那些玄幻、盗墓、穿越作品相比，需要的是真正反映现实本质，同时能够让读者有切肤之感的佳作。因此，作家应努力掌握鲜活的创作素材，不断更新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去除创作上的定式、套路。在处理材料时，既要有宏观视野，又要善于抓住生动细节，对作品进行精益求精的打造，以更多优秀作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摘编自周思明《新时代呼唤现实题材文学崛起》）

材料一：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迭代和数据积淀，以容量大、增速快、种类多、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大数据应运而生，并嵌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结构变迁的重要变量，大数据的嵌入对国家治理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和影响。大数据的运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协同治理的实现。协同治理内在自动机制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上，而大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国家治理中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致使原本小幅度、多层级的国家治理结构转变为宽幅度、少层次的扁平化结构具有可能性。国家治理结构的扁平化，不仅意味着国家治理层级的减少和国家治理成本的降低，更意味着国家治理效率的提高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具体而言，大数据对国家治理层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升信息处理能力，二是缩短信息传递路程，三是减弱对传统上级传递信息路径的依赖程度。总之，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帮助国家治理层级之间的沟通更加通畅便利，而实际上是大数据技术正在引发一场渐进性治理革命，无形中推动着国家治理层级走向扁平化。

总之，大数据的使用使得国家监督权的发挥更加公正客观、全面系统和具有前瞻性，有助于优化国家治理的空间，使其更加透明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因此国家治理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大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不只是简单的物理过程，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大数据以其隐蔽的或公开的方式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

大数据驱动政府决策走向科学化。政府决策之所以能成为大数据驱动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是因为大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决策实践中存在的短板和漏洞。基于大数据而获得的政府决策，依据是体量巨大的全局信息，而不是决策代表的抽样或经验感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将成为政府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重要推手。

大数据除了可以运用于由互联网自动生成的大数据社会治理领域外，其还可以适用于由非互联网收集的大数据社会治理领域的分析，如网格化治理大数据、食品安全大数据等。社会治理领域信息的数字化转化拓展了大数据的生存空间和运用限度，扩展了大数据的作用场域。借助大数据的社会治理使得治理环境更加开放共享、治理方式更加简洁省力、治理效果更加精准高效。作为国家治理的技术，大数据本身只是一种中立客观的工具。然而，国家治理是一个饱含价值倾向和政治立场的行为，因而大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也存在着各种数据风险，必须进行有效的规避和应对。

事实上，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会在利益的裹挟下变得不再价值中立，技术红利本应带来的公共利益也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数据垄断、技术霸权、隐私侵犯、数据鸿沟等治理隐患也备受关注。未来，技术精进的脚步并不会止步，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的相互影响将愈发深入。在这种情境下，需要我们慎思的，并非如何利用大数据的技术红利，而是如何在发挥其治理功效的同时消弭潜在忧患，如何在治理协同化的同时打破数据区隔，如何在治理扁平化的同时强化组织领导，如何在治理透明化的同时确保信息安全，如何在决策科学化的同时体现人文关怀，如何在治理精细化的同时避免隐私侵犯，如何在服务高效化的同时克服碎片供给，等等。这些都是大数据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也是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摘编自陈潭《国家治理的大数据赋能：向度与限度》）

材料二：

一场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公共卫生疫情，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数据作为5G时代最为关键的资源，在当前积极服务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及在长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运用大数据技术，前移防疫关口，打好“预警战”。面对突如其来、病因未明的病例，大数据可以做到提前预警。如广东、河南等省份通过医疗机构共享信息、疾病监测系统网络的报告数据，甚至搜索引擎的地区热词，监测到不明原因的肺炎异常集中爆发，提前便拉响警报，为控制疫情争取到宝贵窗口期。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动态监测，打好“情报战”。借助海量数据查询、校验技术，政府部门统计并核验确诊病例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等相关数据，推动跨地域、跨层级、跨系统的疫情研判和协同防控；公众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能及时了解自身所处地区疫情严重程度，增强自身防护意识。

运用大数据技术，掐断传播路径，打好“阻击战”。工信部组织相关单位统计全国的人员流动情况，确定防疫工作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景，为政府科学决策物资投放和实施管控提供决策支撑。

运用大数据技术，助力科研攻关，打好“歼灭战”。在病毒溯源、疾病预防、重症救治、远程医疗等方面，大数据这一高科技手段也投入运用之中，加快了病毒检测诊断、防控救治等的速度、进度。

在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由于全国各地数字化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在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信息共享、支撑疫情防控决策上存在短板，亟待解决。比如，部分省份没有做到大数据舆情信息采集和分析，还没有从传统的“预设立场式地解读数据信息”的“表格思维”进化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的“大数据思维”。

（摘编自童国华《完善大数据体系建设，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材料一：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因此，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新主流电影”坚持“人民性”原则，在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各个环节采取相应策略，创造“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

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看，“新主流电影”是面向大众、邀请大众、期待通过大众检验的文化产品。“新主流电影”通过类型化，加强现实生活的可感性。近年来，“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程度不断加深，铸造出一批以军事战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类型大片。如《战狼》《红海行动》等影片。“新主流电影”借助明星效应给现实主义带来契机与挑战。《建国大业》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众多华语明星纷纷进入主流电影生产体系，为彼此带来建设性的符号资本。“新主流电影”努力开拓市场空间，让相关产业服务于民。中国电影在市场化的摸索过程中，越来越注重电影的档期属性，形成了贺岁档、暑期档、国庆档“三足鼎立”的态势。近年来上映的 “新主流电影”也多集中在这三大档期，而且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新主流电影”采用最强大的创作团队、最精良的视听技术以及最有效的发行放映，通过 感官上的震撼和情感上的沉浸，达到综合性的审美效果，潜移默化地激发观众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人民认同，将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书写、中国学派的建构推向高峰。真实事件是“新主流电影”现实主义美学的木本水源。对于公众来说，历史上曾经发生、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不断载入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心理。记忆兼具叙事性、创造性特征。“新主流电 影”只有把“想象的共同体”的记忆经验以各种方式讲述出来，才可以获得不竭的创作动力。真实人物使得“新主流电影”浪漫主义见微知著。把人写好是“新主流电影”的重要标准。观 众看电影，最关心的还是人的故事，他们通过注视电影人物的言语、行为并审视电影人物的思想，寻找生命的参考，回望自己的本心。《中国机长》《中国医生》所创造的高票房、高热度，固然有强烈视听效果的助力，但能否体现出对于具体处境下的人的凝视才是好电影的终极标准。“新主流电影”在商业片视听奇观的轰炸和艺术片喃喃自语的留驻之间，见证“源于真实、高 于真实”的真实事件与人物。“新主流电影”对于现实、对于人类的关注还包括对于浩瀚宇宙的无限遐想。如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硬科幻”类型影片。

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市场也因电影的发展而繁荣，但是“新主流电影”强调：一定要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从“主旋律”到“新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是一条无限趋近“人民性”的渐近线。观众即人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心理期待是文艺作品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只有真正深入人民群众，体味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命轨迹，揭示时代的进程，解决他们的困惑，确认他们的认同，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新主流电影”视域下的“人民性”，将在“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上不遗余力。在制片、发行、放映的全过程中，“新主流电影”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始终沿着“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方向，使电影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最优化。

（摘编自黄钟军《新主流电影“人民性”的表述延伸与审美更新》）

材料一：

千城一面、房地产化，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特色小镇建设的心理预期。一个理想的特色小镇，应该是让人念念不忘的。这种念念不忘的回想不仅产自颜值，更源于气质。毕竟，“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青墙黛瓦每个小镇都能造得出，但独特的文化印记却是无法复制的专属品。文化，才是特色小镇应有的特色所在。

文化从哪里来？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得靠记忆，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夕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文化离不开历史，历史“生于斯长于斯”，经过时间的冲刷凝结成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然而一些地方在建设特色小镇的过程中却舍本逐末，将优秀传统文化弃之不顾，转而去发展并不符合当地水土的外来文化。针对这种情况，2017年7月，住建部曾发布通知，要求在推进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发展过程中做到三个“不盲目”，其中一条就是“传承小镇传统文化、不盲目搬袭外来文化”。可见，特色小镇要守住的文化灵魂应该是散发着浓浓历史气息、生长于那片泥土的当地传统文化，而不是照搬照抄的外来文化。建设特色小镇要守住文化灵魂、擦亮文化底色，就要怀着尊重和敬畏之心，深度梳理当地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对当地传统文化展现出充分的文化自信，挖掘提炼出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为打造优秀的文化品牌奠定基础。

当然，怀抱优质的传统文化基因，也不能忘记在传承中创新。做足特色小镇的文化底色，还要在“文化+”上做好文章，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契合点，增强当地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并放大其价值，将文化资源转换成特色产业，加强与旅游等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使其成为推动特色小镇发展的内生动力。唯此，才能充分彰显各地传统文化的个性，才能让人们看到千姿百态的特色小镇，留给人们念念不忘的回想。

（摘编自陈晨《擦亮特色小镇的文化底色》）

材料二：

特色小镇被人们寄予“记得住乡愁”的遐想。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各地域、各民族都有拿得出手的文化特色。知名特色小镇中，苏州震泽丝绸甲天下，浙江横店以影视拍摄闻名，大理喜洲白族民俗独具一格……

可惜的是，很多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往往忽略了精神和文脉的延续，丢失了烟火气息和人情味，在商业化、地产化、同质化的路上走偏了，造出大量的赝品景观，让人审美疲劳。背后的问题值得反思。

特色小镇建设，重外观、轻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当地特色文化和风土人情。常见的误区是用做地产的思维建小镇，大拆大建，迁出原始居民和生产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公寓酒店，处处是“人造盆景”，照搬欧式洋房别墅，或江南小桥流水。初看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细看各地造型都差不多，给人一种“南橘北枳”的感觉。人们寻找的是与拥挤喧嚣的城市不一样的感觉，是千姿百态、小而精致，而不是大而划一。

特色小镇建设，重商业、轻文化。开发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资本搭台、文化唱戏”。不错，商业是文化的重要经济支撑，然而很多地方在开发的时候，过度重视商业利益，导致商人来了，艺术家走了；消费产业来了，文化产业走了。也有重视文化建设的，但多用舶来文化，甚至是低俗文化，这也等于没有文化。

文化和商业，不是二选一，而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的感召力和神秘感，激发人们来旅游学习、投资创业、安居立业。有了人气支撑，地方的经济产业才能自我循环，反哺文化培育。我们并不惧怕商业化，担心的是过度商业化、唯有商业化。

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不少，切莫再商业至上，让人去了一次不想再去第二次，使得小镇陷入死亡的“陷阱”。特色小镇回归文化，充满烟火，才能生机四射。正如那首著名的小曲唱道：“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摘编自《央视网评：没有文化的特色小镇是没有灵魂的》）

材料三：

安徽芜湖市六郎镇将文化基因注入传统产业，打造出了一个集文创、生态、美育为一体的焕发勃勃生机的小镇。小镇发展的秘诀，就是依托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少而特、少而精、少而专的发展之路。

六郎镇的特色小镇的发展再次表明，一个优秀的特色小镇绝不仅体现在建筑风格和街区环境上，也往往要以发展一个或多个当地特色产业为根基，并着力在各个方面挖掘产业的文化附加值。

然而，从目前建设情况看，一些地区在特色小镇文化保护方面，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与偏差。对古村落盲目改造，破坏植被、水系、农田等生态系统，一些民间传统劳作方式难以传承创新。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小军认为，应建立人类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和特色小镇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充分尊重当地文化原貌与特色。

专家指出，在乡村振兴和特色小镇建设中，只有把文化作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使特色小镇文化遗产传承有序、人文气息浓郁深厚、文化产业特色鲜明、文化生态优美精致、多种功能互动叠加，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才能成为现实。

（摘编自李慧《特色小镇如何“特”》）

材料一：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赞扬“刚毅”，曾子提倡“宏毅”。《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即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容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是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宝贵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讲：“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无惧”与“有惧”的表现。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沉着静气与进取锐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观。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被军队围困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从人忧慌失据，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场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场坎坷遭遇？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扰的同时，积极自我砥砺、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类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之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所孕育而成的意识，是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精神支柱。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取得这次大考的胜利不能脱离民族精神的强大助力。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发展进步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又被不断赋予新质。这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之年的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当地医院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和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抗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