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与自觉服膺，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秉持的一种坚定信念和强烈信心，是对民族文化怀有的一种深挚情感和浓郁情结。从文化哲学角度看，文化自信有两重含义：一是文化主体应当尊崇本民族文化，对民族文化持有一种敬畏、敬仰、敬重之心，在此基础上，以开放胸襟、包容心态审视和对待一切外来文化，在共存共生中提振民族文化骨气、底气；二是对文化客体而言，中华传统文化既能在演化进程中不断传承赓续，又能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被同化和异化。

文化自信是文艺创作最原初的精神源泉、最基本的精神品格和最根本的精神归宿。文艺作为文化的窗口和结晶，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认知水平和文化创新能力，高度的文化自信可以催生优秀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的文艺精品更能提升文化自信。尽管我国文艺形成了态势强健的文化表达力、审美表现力和艺术传播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下我国文艺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特别是一种超越历史、国家、民族的所谓绝对文艺标准仍然在迷惑一些人，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和不自重导致文艺创作在某些范围、某些时段失范失序。文艺工作者只有坚持唯物史观，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用鲜活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摹写和展示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才能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

在文艺创作中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把历史、现实和未来贯通起来，把个人、民族和时代结合起来，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把尊重历史事实和坚持文艺规律融汇起来，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引领文艺事业走向自强。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文艺方向。坚定文化自信，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文艺，而文艺发挥其特殊作用的根本在于坚持正确的方向。二是要坚决掌控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文艺理论研究只有立足于传统文化，着力激活转化中国古典文论资源，批判性地吸纳西方文论中的积极因子，才能不断净化完善文艺理论生态，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与美学话语体系。三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表现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体系和风格气象，具有启迪思想、温润心灵、砥砺斗志、陶冶人生的功能。文艺工作者只有以各种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去反映和表现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讲述更精彩的中国故事，才能为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立场。四是要切实打造文艺精品。

（摘编自刘金祥《文化自信是文艺创作的精神统摄》）

材料二：

敦煌石窟艺术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吸纳并融合了来自印度、中亚、西亚等外来文化艺术的精髓。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延续1000多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在不断地兴修重建中产生着新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并创造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石窟艺术与文化。敦煌石窟艺术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敦煌石窟北朝的中心塔柱窟的形制借鉴了印度支提窟，同时把印度支提窟的穹隆顶前部改成了人字披顶，人字披顶是中国木结构房屋最具特色的形式。雕塑艺术是敦煌石窟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窟内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无论是“曹衣出水”还是“瘦骨清像”式造像特点，都受到中原艺术风格的影响。壁画在敦煌石窟中有着极为丰富的题材和内容，中国传统绘画题材中的人物、山水、花鸟都成为其表现的对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人物画在外来凹凸晕染的基础上与中国传统绘画以线造型技法相结合，创造出了新的宗教人物形象，丰富了人物画的表现方式。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尽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最终被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改变和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敦煌石窟艺术在不断地新修重建中，逐渐把佛教与中国传统道家、儒家思想相融合，而后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

（摘编自李甜《敦煌石窟艺术中的文化自信》）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果把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作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研究起点的话，不到十年时间，“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从无到有，方兴未艾。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视角再一次对“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指示。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国际传播战略成效初显，但是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仍然“西强中弱”，西方传媒如美联社、路透社、BBC等才是全球传播体系中发布中国新闻、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对中国故事宣传的议程设置仍然受制于西方媒体。西方媒体会选择性地提供信息，并有意识地凸显某些议题，在公众中制造共识，引导并形成舆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后，新华社和美联社所有相关报道分别为158篇和15篇，尽管新华社发稿量为美联社的十倍，但新华社设置的“奥运框架”和“国家形象框架”却不如美联社的“中国问题框架”更吸引西方受众的眼球。经西方媒体操纵后，我们的国家形象已然不是在现实环境中的真实状态，而是受众观念与拟态环境互相作用下的“扭曲和误解”。2022年举办的北京冬奥会，我国主流媒体实现了“跨时空、跨文化、破圈层、正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但是有研究发现，国内媒体所发布的视频大多聚焦冬奥场馆建设和奥运测试等方面，内容单薄，议程设置能力较弱，难以引起国外媒体和受众的共鸣。

对外宣传难以摆脱传统叙事话语的影响。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媒体讲述的中国故事表现出了浓重的历史痕迹。我国外宣媒体常以对内宣传中的宏大叙事逻辑指导对外传播，无法摆脱“英雄主义叙事”框架，“这与处于现代性与后现代交织的西方世界所形成的个性化叙事框架格格不入”。这样的叙事话语难以满足我国当下的国际传播目的和塑造大国形象的诉求。

外宣报道的语态文风无法打动西方受众。新闻受众作为认知主体，对中国的态度和认识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系统。然而，我国面向海外的新闻报道或评论中有不少严肃的宏大叙事，经常会出现“相关部门”“健全制度”等大而化之的翻译词汇，将陌生的文化负载词直接呈献给受众，有空洞说教之嫌。如果西方受众的价值判断建立在这样一个语言系统基础上，那么他们心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必然是模糊的、空洞的。

“彼知我”远不如“我知彼”。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西方在相互认识方面仍然存在“语言差”与“时间差”。所谓“语言差”，指说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西方语言、文化方面，比西方国家人民学习、掌握汉语及中华文化要容易。所谓“时间差”，指中国人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当代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只有二三十年。这使得我们不能指望西方国家有许多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更不能指望有一大批能够读懂中文报道的普通读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外宣传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就更需要外宣工作者以更加专业的姿态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讲好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故事。

（摘自陈功、韩佳秀《“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命题及理论阐释》）

材料二：

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综合施策。

全面加强中国好故事的素材库建设。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对解决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践启示。二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题材资源。三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所有这些丰富素材和鲜活话题，构成了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支撑。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创新表达方式至关重要。一是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展示好，把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的风貌展示好。二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加大对外部话语体系研究的力度，积极构建融合政治性、学术性、大众性的中国话语体系，让外国受众透过话语更好地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积极汇聚讲好中国故事的合力。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汇聚和声。一是用好新媒体手段。充分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将“耳听”与“眼见”结合，呈现好中国故事。二是积极开展中外合作。借助各种国际论坛、研讨会等传播平台，主动设置议题，聚焦国际社会关心的话题，加强与国际知名主流媒体的合作，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三是实施精准传播。“量身定制”传播内容，并采用贴近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增强中国故事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提升我国对国际舆论的引领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摘编自王锁明《多措并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2023年是中西建交50周年，北京画院将组织齐白石作品赴西班牙展出。展览将围绕齐白石与毕加索两位中西杰出画家展开对话。毕加索开创的立体主义艺术风格引领了西方现代绘画的潮流，而齐白石代表的“红花墨叶”大写意绘画风同样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影响颇深。同时，在形与神的捕捉与表达上，二人都有着对“真”的独到理解，这也是此次对话交流展的主题。

4 . 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2019年10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开启了三星堆遗址新一阶段的考古工作。考虑到本阶段的工作重心是“聚落考古”与“社会考古”，因此最先开展的是1986年抢救性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所在地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2022年6月中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本次考古工作的最新进展及重要成果。透过这些全新的考古发现，除了能够领略古蜀文明的精彩物质面貌和丰富精神世界，也能够感受到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荣光。

在此次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中已经出土编号文物将近一万三千件，其中相对完整的器物超过三千件，除了五百余根象牙之外，以铜器最多，超过一千件，金器和玉器都超过了五百件。

这些出土文物中，部分大型铜器包含了多种功能和性质，如二号坑出土的Ⅱ号青铜神树，主体功能属于场景搭设，但枝头所立之鸟按以往学者的观，点代表太阳，实际已经属于被祭祀对象了，树座上跪着的三个小人像无疑代表了祭祀活动的参与者，在树干和树枝上有形似玉璧的构件，或许属于祭品一类。八号坑新出的顶尊曲身鸟足铜人像，整体属于祭祀现场的场景搭设，但头上所顶之尊属于盛放祭品的容器，人像本身属于祭祀活动的主持者或参与者，因为眼珠外凸，面具狰狞怪谲，身体造型夸张，甚至有可能是被祭祀者。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活动是国家大事，八座坑出土的上述器物既然为祭祀用器，自然就是“国之重器”。铜器是其中最为精彩的。可大，如三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宽超过1.3米，高超过0.7米，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青铜面具；可小，五号坑出土大量雕刻，其线条精细清晰，最细者宽仅0.03毫米；可中规中矩，八号坑发现的一件铜盆，与现实生活中的花盆并无二致；可天马行空，七号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整体形似担架，主体部分呈长方形，两端伸出四个把手，末端铸造成龙头形象，主体部分外表为铜质，呈网格状，中间夹着一块可有限活动的椭圆形玉板，玉板表面覆盖丝绸，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铸造的复杂程度均为此前所未见。

新出土的人物类铜器，尽管总体上属于写实风格，但无论是身体结构还是面部特征，都明显脱离了现实而脸谱化，唯有四号坑出土的三件扭头跪坐铜人像例外，它们整体造型十分稳定，人物双膝及双脚着地，着力点较多，上身挺直，头向身体右侧微扭，双手呈半合十状置于左胸前，一左一右形成平衡。人像细部特征十分写实，面部特征自不用说，不见青铜人头像、面具呈现的脸谱化面容，四肢细节尤甚，手指关节的凹窝、尺骨下端凸起、脚踝、脚趾等展示的淋漓尽致，四肢肌肉突出，线条十分柔美，抓地使劲的状态呼之欲出。三件人像应该是一件铜器的三个支脚，其与铜器本体的联系主要通过“怒发冲冠”的头发来实现，将铜器的实际用途与人像身体部位巧妙融为一体。

（节选自《三星堆的最后荣光》《文史知识》2022年第12期）

材料二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惊艳世界的同时，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添了实证。任何地域文明都离不开文明母体的滋养，三星堆文明并非无源之水，而是自成体系、传承有序。考古成果已然证明，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能找到与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同时，三星堆呈现出以地域特征为主的多元文化面貌，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借鉴，又发展创新。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都对三星堆文化产生过影响。对目前“祭祀坑”中出土的文物尚有待进一步科学解释，但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已在科学研究的逐步推进中日渐清晰。

自1993年首次走出国门、亮相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以来，三星堆文物至今已“走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观者达300万人次，在引发无数赞叹的同时，激发起世界各地对古蜀文明及中华文明的一次又一次探寻。日前出炉的《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展览）年度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显示，三星堆博物馆高居全国博物馆海外综合影响力排名前10位；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超2000万海外网民“云参观”三星堆文物，三星堆在海外绽放出独特魅力。一次次海外展出、一次次“云端”亮相，已经成为中华文明与异域观众在世界语境下的直观式、开放式文明对话。

三星堆考古发现，重构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图景，让世人认识到，在中原的商周文明之外，长江上游同时存在着一个独具特色、可以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相媲美的区域性文明。同时，三星堆考古成果还为世界欣赏东方文明、探索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和科学研究的推进，三星堆之谜将一步步揭开。在这一过程中，世界或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又有一番新的理解。

（节选自《三星堆穿越时空惊艳世界》《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6月20日）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东方戏剧虽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其内部具有广泛歧义的内涵构成，但相对于西方戏剧来说，它仍可说是较为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既带有文化区分的意义，也含有传统的内蕴。从历史概念来讲，西方戏剧对应于欧洲技术革命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东方戏剧则对应于传统文明。从文化范域来讲，西方戏剧勃生于基督教文化领地，东方戏剧则繁衍于佛教文化圈。历史与文化的交合作用，将世界戏剧定型为东西两大基本范畴，二者具有不同的传统渊源和艺术发展轨迹，形成了不同的形式规则与美学风范。

东方戏剧具有相同的近代命运：西方文明的崛起，在它与过去以及与东方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鸿沟，并以其强力把世界纳入了全球化的轨道，与传统生存方式相联系的东方文明从此被归结为传统，划归与现代相隔离的概念。受到这一强势的冲击，东方文明逐渐萎缩和衰落，而西方文化则成为东方的法本。置身于这一涡流中的东方戏剧，它的自在衍生状态被打破，舞台开始向西方倾斜，而异质戏剧的作用导致它走向式微与变异。东方戏剧的命运受到了挑战。

更多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保存了悠久戏剧传统的中国和日本，当它们受到西方戏剧文化辐射以后，虽然其民族戏剧面貌有极大改观，但不足以使传统戏剧样式发生整体蜕变，而只把其中一些蜕变较大的部分分离而使之独立出去，造成戏剧的传统样式与蜕变形式并存的局面。这些国家对于西方戏剧的接受，通常都从翻译和介绍经典作品开始，最初的注重点是内容而非形式。在将这些作品搬上舞台的初期，往往利用或借鉴了民族戏剧的形式，导致了一些蜕变戏剧样式的出现，日本的新派剧、中国的改良戏曲和文明新戏、马来西亚邦沙万剧的新剧、越南的小说从剧都是类似的产物。从异质文化的接受过程来看，随着对西方舞台本质了解的深入，运用民族语言而按照西方舞台样式进行演出的新剧（在中国称之为话剧）从而形成，创作也继而开始。

在部分特质蜕变出新的戏剧样式的同时，东方古典戏剧的传统舞台样式接受了现代社会为之提供的筛选和改造，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最重要的变异取决于剧场建筑形制的改造，在西方建筑学思想和技术的影响下，东方戏剧改变了以往剧场的简陋与随意，逐步建立起采纳现代声学和光学原理构设的新式剧场，并采用了西方的舞台技术设备，如机械传动、灯光照明、分幕与垂幕、各类新颖材料制作的景片等。戏剧生存空间的变化影响到表现形式的改变，通常新的戏剧场地都要求对传统表演程式做出或多或少的调整。这种时代的要求如果在尊重民族艺术原则的前提下实现自然会收到满意的效果，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一定都给艺术带来正面的效应，一个不该发生但却一直在发生的事实是，盲目地模仿西方倾向使东方戏剧一定程度上迷失了自我，例如镜框式舞台对伸出式戏台的取代，逼迫中国戏曲过分改变了自己的舞台行为方式，而过度的写实倾向则对东方戏剧的本质属性造成了阉割。

中国戏曲面临的局面最为复杂，因此目前的状况也最值得忧虑。它的传统从一千年前的宋代一直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在悠久的时间和广袤的地域里，繁衍出了众多形态接近而风格各异的剧种样式。它们的生命历程迭相交织、此起彼落、古典的消亡了，近代的又兴起，一些过了盛年进入衰退期，一些刚刚萌发向往着未来，老迈地孕育着新生的萌芽，稚嫩地流淌着远古的血液。它保持历史延续性的顽强生命力就体现在这种循环往复、新陈代谢的运动过程中，一旦运动终止，它就失去了活力。

（摘编自廖奔《东方戏剧及其文化命运》）

材料二：

话剧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存在世界化与本土化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戏剧理论家张庚提出“话剧民族化”，成为中国话剧人的普遍追求。北京人艺奠基人焦菊隐执导的《蔡文姬》中，台词步法、服装舞美均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汲取养分。任鸣这一代话剧人则从继承走向发展创新，“我们考虑的是，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拓宽一些，通过不断的舞台实践，在话剧艺术领域内探索‘东方戏剧’的美学精神。”

《司马迁》的艺术风格就体现出这样的探索：舞台既具备雄浑的汉代气象，又跳出传统历史剧铺锦列绣、镂金错彩的模式。作为背景的深色汉画像随剧情发展转动，结尾时全部翻转成具有金属质感的巨大镜面，寓意“以史为镜”。舞台正中的斜面幕布透射出现代感，变化多样的灯光打造出虚实结合的意境，让司马迁与屈原的“隔空对话”更具艺术真实性。

创排莫言的《我们的荆轲》时，任鸣已有“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看懂这部戏”的自觉。莫言的剧本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侠士，在此基础上，任鸣将荆轲塑造为一个肩负重任又迷惘于自身价值的人，一个被功利心蚕食着理想却最终悲壮赴死、成就英名的人。这令“外国观众即便不了解荆轲，也能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找到对应的艺术形象”。

在任鸣看来，用整个东方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滋养中国当代话剧，催生出能与西方戏剧文化平等对话的“东方戏剧”，是从业者应有的探索，“这是广泛吸收传统东方文化精髓、融合东方美学与哲学思想、同时又与舞台表达的现代精神相和谐的审美风格。这是一座引人攀登的艺术高峰。”

（摘编自曾震宇《走向世界的“东方戏剧”》）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对趋势性问题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才能未雨绸缪、提前谋划、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高质量发展引领经济转型升级，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破解“卡脖子”问题，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正是战略上的前瞻性思考，使我国在面对不确定性因素时总能收放自如、应对裕如。因此，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地预见未来、引领未来。

策略是战略实施的科学方法。要取得各方面斗争的胜利，我们不仅要有战略谋划和坚定意志，还要有策略、有智慧、有方法。应该看到，实施战略的环境条件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每时每刻都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各地区各部门一方面要恪守战略的原则性，确定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另一方面也要善于把握策略的灵活性，制定符合实际的工作策略和方法，以创造性贯彻落实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摘编自《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人民日报》2023年02月22日）

材料二：

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从全局高度准确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要义，对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从时间维度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既不是短期之策，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调整。我国已十余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数据显示，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同时，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27万美元，是全球最大规模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我国拥有1.69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研发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坚实而强大的供给基础。如此一个具有巨大增长空间和潜力的市场决定了我们始终具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优势条件和内在能力。因此根据我国自身发展需要进而适时调整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是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考虑。构建新发展格局顺应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从空间维度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并非故步自封，也非各自为政，而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首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国内单循环。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之所以明确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其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针对全国而言的，是建立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各地区要找准自己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和比较优势，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就要求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壁垒，共同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在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彰显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的竞争优势。

从特征维度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不是搞盲目借贷扩大投资，过度刺激消费，而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褪去，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传统的依靠强力政策刺激、透支或前置需求从而抬高速度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高水平和更加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改善供给体系和质量，同时升级传统需求，培育新兴需求，激发潜在需求，以更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巩固和增强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优势和地位。以自身不断提升的确定性稳定性对冲外部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所以说，推动科技创新，抓住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这个最本质特征，就是牵住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牛鼻子”。

（摘编自郭威《准确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要义》，《光明日报》2023年02月28日）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总结近年来的文化潮流，绝对绕不开“国风崛起”。从汉服热“破圈”，到音乐创作刮起古风，从李子柒们走红全网，到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大受追捧，传统文化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与生活。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社会上对汉语传承的担忧却不减反增。最近看到有媒体盘点汉语字词章句之美，不由得产生联想，今天需要以怎样的方式打开汉语，如何重拾汉语之美。

抛开人文底蕴，汉语之美无从谈起。很多古风歌曲不知所云，更像是在堆砌辞藻，却偏偏能够受到追捧。还有不久前，网上盛传一首“杜甫笔下最美唐诗”，其中不乏“你我暮年，闲坐庭院”等现代表述。类似的伪诗博得大量点赞转发，通过对比，伪诗与杜诗笔力和意境相去甚远。更令人怀疑，读者是不是从未接触过杜甫暮年坦陈心迹的《秋兴》《阁夜》，抑或是温馨闲适的《江村》《江畔独步寻花》，在探索美的过程中错过了太多更美、更值得推敲品鉴的锦绣文章。换言之，如果不辨妍媸不分朱紫，那么所谓的推崇传统文化，只会让人们离传统文化之美越来越远，使创作日益虚浮。

要让更多人理解汉语之美，还是要通过自身与外界的努力。看到文言文就犯憷，其实是把它想得过于复杂了。好比钱镠墓被盗时，一提钱镠写过“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句话一点也不难理解。或许今天人们可以更进一步，试着理解这句话美在何处，钱镠是在何种背景下写出来的。当看到《洛神水赋》的表演，大家都知道灵感源于洛神的传说与曹植文采飞扬的《洛神赋》，但不妨找来原文，看看“八斗之才”究竟是如何施展的，这背后又对家与国怀有怎样的情感寄托。读书的乐趣往往就在于，从一处联系到另一处，从一点推开一面，最后塑造起人的知识架构与审美情操。

至于来自外界影响，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以及网上很多读书类音视频都能够起到弘扬和引导的作用，但语文课堂仍然至关重要。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讲授《箜篌引》如何让他追忆了二十余年。这其实启发今天的语文教育，可以努力讲述得更加细致、准确而生动，讲出文章的美好，激发学生兴趣，而非只是讲讲名词解释、考考全文默写。语文终究和其他学科不同，教授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在传承国家与民族的文脉与风骨。

今天，增强文化自信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无论是追忆过去，还是书写当下，乃至创造未来，都离不开汉语功底，离不开汉语之美。或许，不妨就从阅读开始，重拾汉语之美。

（摘编自王梓佩《从阅读开始，重拾汉语之美》）

材料二：

每年都有大量流行语轰轰烈烈地出现，又默默无闻地消失。“yyds”“emo”等字母词更是让许多人大呼“看不懂”，对汉语表达“被污染”而忧心忡忡。其实经历时间的选择之后，大浪淘沙，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词才最终留下来，所以我们无需担心流行语会对汉语之美有所损害。《咬文嚼字》编辑部从2008年开始评选年度十大流行语，是国内最早做流行语评选的机构。其评选标准是什么呢？作为《咬文嚼字》的主编，我从“选什么”与“如何选”两个角度来解析。

人们所使用的交流手段，其实是一个由并非单一、纯粹的成分构成的圈层结构。这个圈层结构分成三层：第一层“核心层”，由规范纯粹的母语成分构成，符合母语的内在结构规律，也符合我们社会的文明道德规范；第二层“混杂层”，混杂着源自母语但偏离母语内在结构规律的成分（如“十动然拒”），价值递减趋零的谐音词（如“蚌埠住了”），源于母语及源于外语的未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字母词（如“emo”），数字、符号、字母混合体（如“9494”）；第三层“边沿层”，由颜文字、表情包甚至眼神、手势等组成。《咬文嚼字》评选“流行语”无疑应该把选择范围局限在由规范母语成分组成的“核心层”。

再说“怎么选”。《咬文嚼字》评选年度“流行语”的标准——坚持语言学价值、社会学价值原则。“语言学”当然是针对我们的母语汉语说的；“价值”的含义是，我们评选“流行语”要对我们母语汉语作出贡献，能推动汉语的健康发展，能为汉语增光添彩。“社会学价值”，主要考虑流行语必须反映时代特征，为一年的社会生活留下印记。

在对新词新语新用法做价值判断时，我们要把握好两点：首先，用好“语法规则”这把尺子；其次，用好“社会准则”这把尺子。社会各界要引起足够重视，自觉抵制不健康语言成分的侵蚀，增强“语言免疫力”。

（摘编自黄安靖《流行语无损汉语之美》）

2023年1月11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22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包括将“连花清瘟”误为“莲花清瘟”涉及疫情防控，“天然气”误为“天燃气”涉及俄乌冲突，“不负众望”误为“不孚众望”涉及卡塔尔世界杯等。“十大语文差错”的背后，其实是一份别样的年度重大社会热点档案。规范使用文字需要从学校课堂教育把好关，期待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以“十大语文差错”为镜，给孩子们上好语文课、纠错课。规范使用语言文字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不仅要有一种严谨的态度，更要有一颗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