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传世文献和近百年出土的秦汉简牍看，当时“文书行政”空前发达，官文书在制作、收发、办理、保管等各个环节都有严密的制度，其种类和数量都甚为可观，由此成为重要的行政工具，承担着庞大帝国各项事务的管理职能。正如东汉王充所云：“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秦汉特别是汉代官文书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诏、策、敕、玺等皇帝下行文书；二是章、表、奏、议等官吏上行文书；三是一般官府往来文书。此外，秦汉还有各类司法律令，以保证社会各种关系、各项事务的处理有可遵循的标准。

——摘编自郗文倩《秦汉以文书治天下》

材料二   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有多种沟通途径。朝廷决策，既建立在地方信息基础之上，也依靠地方官员去执行。

朝廷信息下达，除政令文书外，重要途径之一是邸报，也就是政府公报。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情报，皇帝的诏敕命令、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官员的任命、赏罚，地方、部门与臣僚的章奏文报等。许多地方官员都是通过邸报知晓中央信息。宋代的地方体制，最高层级是作为监察区划的路；下面有州郡和县两个地方行政层级。朝廷、路分、州郡，都会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和监督。考察结果上报至中央，人事部门汇总比对，决定奖惩。

——摘编自李全德《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字书各异的文字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