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要说当今热度最高的网络语言，“内卷”当仁不让，各大主流媒体关于“内卷”的讨论层出不穷，简直“万物皆可卷”。豆瓣话题“你所在专业或从事行业有哪些‘内卷’现象”下，已有千万级的浏览量，数百条回答涉及求职、晋升、育儿、升学、婚恋各个领域。那么，到底什么是“内卷”呢？

据考证，“内卷”原本还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一文中提出，意思是“边际效用递减、没有发展的增长”。后来，中国的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用“内卷”来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据此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社会运行没有出现大突破。如今作为网络热词的“内卷”，显然没有那么深奥的学术含义，而是带上了调侃的意味，其最早流行可能源于几张清华学霸的照片，有同学边骑自行车边看电脑，因其过分努力的行为给旁观学生带来焦虑和压力，被称为“清华卷王”。由此生发的网络用法层出不穷。可以作为名词，如“人生是张饼，内卷是宿命”；可以作为动词，如“今天你又内卷了吗”；也可以作为形容词使用，如“这个人也太内卷了”。

从学术意义上的“内卷”到网络语言中的“内卷”，它经历了一个语义指称对象泛化，同时语义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在网络语言中，“内卷”主要表达以下几种隐含意义：

竞争的白热化导致竞争的无序化。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拼尽全力，以使自己在社会上获取竞争优势，但最终却会导致竞争的无序化，让整个群体在这种“不良竞争”中受损。比如外卖小哥原本有10分钟送餐时间，结果有人通过提速、占道等不良竞争行为，提前几分钟抵达，公司通过大数据计算，觉得他们还能再快，就会进一步缩短送餐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外卖小哥尽管已经非常努力，甚至因闯红灯等行为有生命危险，但规定的送餐时间却越来越短，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化。

过度精益求精带来无意义的重复。比如新时代的母亲们在育儿活动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往粗糙的养育方式被过度精细化取代，各种紫外线消毒奶瓶、针对婴儿不同部位的护肤品层出不穷，各位母亲绝不敢让娃输在“起跑线”，这被戏称为“母职的内卷化”。

大众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入无处不在的竞争。这里的意思强调了“内卷”不是主观努力、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出自被逼无奈、不努力就被别人甩下的恐惧。这一点在“教育内卷”“育儿内卷”“职业内卷”上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补习班广告就利用这一点：“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广告词，立刻使家长产生一种焦虑，从而被胁迫进入内卷轨道，结果“越能吃苦，却越过越苦”。

(摘自刘心萌《要奋斗，别内卷》《咬文嚼字》)

材料二：

如今，从大学生中“出圈”的“内卷”一词出现在各行各业中，成为无处释放的社会压力的代名词。人们常说，大学是一个小的社会，对于正在经历“内卷”的大学生来说，如何正确看待“内卷”，并从“内卷”中脱身，是一个重要课题。

当大学进入“严字当头”的时代，严把教学关、为大学生增负成为高校的重点工作，大学生也就自然感受到了更大的学业压力。压力并不是逃避的借口，适当的学业负担是帮助大学生成长的良药。但是，如何积极看待这样的压力，不仅需要大学生的自我调节，也需要高校给予相应的指导。

“学生说的内卷，往往想表达这样一种困惑：自己明明忙忙碌碌，学得很刻苦认真，但是好像并没有实现太大的突破，并没有提高太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阳告诉记者。

对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困惑，让不少大学生陷入“内卷”。2019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项调查显示，29.2%的被调查本科学生既无明确的自我发展规划、自主性学业参与也较低，32.8%的学生虽抱有清晰的自我发展目标定位，却在行动上滞后。在本科院校中，近42%在校生对于未来没有清晰的生涯规划。

陈阳表示，“内卷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学的学术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有学生把“内卷”看成竞争，认为高强度的竞争使人精疲力竭。“严格来说，这种理解其实脱离了吉尔茨、黄宗智的初衷”。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于涵宇在工作中发现，很多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也时常陷入“内卷”中。“比如说，有的毕业生找工作，如果我看你发朋友圈说，你这周参加10场宣讲，下周我就铆足劲儿参加20场，而且我的简历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甚至付费去排版美化。”于涵宇说，“现在内卷更多地表达一种消耗精力的死循环。作为辅导员，我们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会引导学生要有意识去思考，不要让自己进入这个陀螺式的死循环中。”于涵宇表示，自己经常向学生强调要有“思维意识”。她认为，很多大学中的考核并不是比量的竞争，因此学生们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跳出自己认为的高度一体化的竞争，静下心来向内分析自己，再向外分析整体竞争环境，结合大势锻炼和发展自己。

陈阳认为，无论是相对于个体而言，还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面对“内卷”都是一项挑战。她表示：“学生自己需要想明白‘我希望成为怎样的人’；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学生父母、需要想清楚‘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为了培养怎样的人才’‘我们希望看到孩子成为怎样的人’。”

(摘自叶雨婷《大学生的“内卷”是竞争还是内耗？如何不被“卷”？》《中国青年报》)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坐拥“青少年”和“粉丝”两种身份的社会个体，青少年粉丝富有主动创造的激情，却又被打上了叛逆浮躁的标识；他们既是媒介化社会中积极主动的弄潮儿，却又经常在媒介技术的迅速扩张下演变为被动无意识的“群氓”。对青少年粉丝而言，偶像崇拜几乎是其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心理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特殊时期内青少年的一些心理缺失，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伴随着粉丝的扩张，我们也看到，诸如情感冲动、心理偏执、消费狂热等负面行为也充斥于青少年粉丝行为中，对青少年粉丝而言，他们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和所呈现的现实缺乏辩证的认识和思考，很容易“跑偏”。

要想对青少年粉丝进行引导，就必须借助媒介素养教育来实现这一目标。媒介化社会来临后，媒介素养被誉为是与“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相比肩的另一种重要的公民素质”。对青少年粉丝的引导，既要着重培养青少年粉丝对媒介中偶像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意识，还要引导他们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媒介传播中来，参与多元化的媒介实践。

首先，学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阵地。学校应该把媒介素养纳入基础的正规教育体系，根据小学、中学以及大学学生的不同情况，分阶段、有重点地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以此提高学生对媒会世界中偶像的批判认知能力。譬如，可以在分析信息这一授课环节加强对偶像文本的分析，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观看偶像的作品、访谈、广告等，在共同的讨论中帮助学生从媒介分析的角度理解偶像，对偶像做出更为客观的判断，全方位地认识偶像。

其次，家庭也应参与媒介素养教育。家长在面对拥有粉丝身份的孩子时，应在跳出“保护主义”倾向的前提下，充分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全面认识孩子所崇拜的对象。家长可以让孩子多接触媒介中所呈现的正面的、积极的形象，为其讲解这些偶像人物是如何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成功的，以此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同时，家长也可以让孩子了解社会上已发生的不良追星“惨剧”，让孩子能够真正体会到过度追星行为的负面影响；此外，父母与孩子的媒介使用行为，制定合理的媒介使用时间表，同时鼓励孩子进行多样化的媒体参与，逐步培养并发展孩子的多元兴趣，防止偶像成为孩子生活的“主旋律”。

最后，媒体也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引导青少年粉丝的重要力量。对媒体而言，媒体在塑造偶像时应更加注重他们的道德品质，树立一些勤奋、乐观、坚强向上的榜样，消解偶像的神秘色彩；应通过宣传明星所从事的公益活动来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媒体也不应忽视对科学家、学者、作家等杰出人物的报道，使这些人也能够成为青少年效仿的对象。

（摘编自蔡骥《媒介素养教育与青少年“粉丝”的引导》）

材料二：

对于年轻人来说，“粉"什么、怎么“粉”就非常关键，需要看到，不少人对粉丝群体还有着相对负面的印象，将其等同于“缺乏理性”。在现下，也有少数粉丝因对明星的狂热追捧而做出不良行为，如漠视隐私、扰乱秩序等。这提示我们，对社会来说，要提高包容度，接纳和规范粉丝文化的发展，引导年轻人去追积极阳光、富有内涵的“星”；对纷丝群体来说，形成健康的粉丝文化，有赖于每个人用理性的行为、礼貌的举止、文明的语言要求自己。给粉丝文化以正面引导，需要在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基础上，放大其积极的一面。有人指出，相较以往，今天的纷丝群体是一种“参与式”“陪伴式”的追星。对这一热情加以正面引导，有利于鼓舞年轻人通过对标偶像，增添“变成更好的自己”的动力。

有调查显示，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粉丝群体，受教育水平更高、自律性更强。一个粉丝有可能是一名勤奋的公司职员，也可能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一位充满想象力的绘画设计师。近年来，在各类粉丝群体中，粉丝们都表现出文明有序的自制力和良好的秩序感。在社会层面，从关爱听力障碍的儿童到改善贫困山区儿童的学习环境，从为城市的清洁工们送上免费午餐到捐赠爱心图书，粉丝们带来的正能量逐渐呈现和放大，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让‘爱豆’（粉丝对偶像的称呼）和我们一起变得更美好”。

粉丝们的心声，也要求明星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成为年轻人在各方面的“偶像”。比如，有的明星鼓励粉丝多读书、读好书，使阅读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习惯，也让名人名著被更多年轻人喜爱；有的明星带动粉丝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被年轻群体熟知和传播；还有的粉丝在明星的带动下，参与到环保、公益等公共事业中去，让人们感受到充满温暖和阳光的粉丝群体力量。期待更多粉丝借由共同喜爱的偶像聚集在一起，营造更多彩的娱乐景观、形成更丰富的文化生态。

（摘编自周珊珊《营造健康向上的粉丝文化——粉丝群体如何贡献正向价值》）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远。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敞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复制，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近年来，“肌理”一词与城市乡村等联系在一起，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专业领域。这个概念能够反映文化积累、传承的基本特征，表达中国人自古以来关于“文统”、文脉的认识，应该进一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并为社会大众所熟知。从肌理的角度观察城市、乡村、文化，就会发现它们的发展就是一次旅行，每天都在出发，每处各有风情，环环相扣写就了各自的壮丽史诗，步步生花构成了它们的“震撼风景”，这才有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瓜瓞绵绵。

城市肌理已经是城市规划、城市更新的常用概念，所谓城市肌理，是城市在长期演进中，由地域环境与人文历史交互作用形成的积淀，主要体现在功能布局、道路交通、建筑样式、街区风格等方面，储存着不同时期人们生产生活的信息，以及他们的理念、理想，是后人寻找故乡的路径，也是破解这块土地密码的线索。有城市肌理，当然也有乡村肌理。长期以来，乡村规划不是城市规划那样的显学，甚至很多乡村就从来没有过现代意义上的规划。如今，只是在极少古村落，能听到关于先祖选择这方土地时的勘查经历和规划思路。但是，从绝大多数村落看，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还是折射出最初的布局考虑以及后世的沿续。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有这样的描写：“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带有理想色彩的乡村肌理写照，实际上仍是今天的“临摹样本”

文化肌理。历史上，“肌理”一词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比如东汉蔡邕《弹棋赋》“肌理光泽，滑不可屡”，指器物表面纹理，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指人的皮肤纹理。作为对语言表达的比喻也很早，东汉张衡《西京赋》：“剖析毫厘，擘肌分理”在此之外，“肌理”一词也逐步向文学理论乃至文化理论范畴扩展，如清代翁方纲“论诗”中提出了“肌理说”。实际上，无论是城市肌理还是乡村肌理，都具有文化的特征，是城乡生活在物质空间的重重累积，也是城乡文化的层层叠加。因此，应将“肌理”一词“迎回”文化理论，让这个一度是中国文学理论上的热词在更广范围、更高层级活化。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人本位而非神本位，把家族传承、人丁兴旺视为责任，血缘宗法制度规范着国家、家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仅看重自己姓什么，而且看重在这个姓中属于哪一支、哪一辈，并且用家族规定的姓和辈分取名，由此形成各自家族牒谱，传承有序，如果混乱了，则与禽兽无异，“不知其可”。所以，我们不仅重视自己的根系，而且重视从这个根系长出的树干、树枝、树叶，重视长成枝繁叶茂大树的过程。希望我们在文化回望中看清走到今天的每一步，知道未来应该从哪里起步，并且如同每个辈分的前人一样，担起继往开来的责任。

这种既认准源头又沿波讨源，既仰望绿叶又振枝寻叶，既重视起步又重视过程的文化心理，是形成文化肌理的内在动因。

由城市肌理推及乡村肌理，又进而推及文化肌理，是期冀在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和文化复兴中，能从“肌理”的角度把握其共同规律：

一是传承。文化发展是代际传递、层层累积的过程，城市肌理、乡村肌理、文化肌理，就是在这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光阴荏苒中形成的年轮挂图。从文化肌理的角度强调文化传承，意在梳理文化发展的每个环节、细节，突出每代人的角色分量。

二是特色。不同国家、民族、城市、乡村乃至于家族，由于禀赋、渊源、经历不同，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代人的传承过程，也都是坚守特色并且不断强化特色的过程。标出文化肌理的理念，是希望通过“肌理”这个对于皮肤肌肉纹理的比喻，唤醒对不同城市、乡村、文化的独特感知和体验。

三是有机。城市、乡村、文化，都是有机体，都有其生命基因和发展轨迹。不同的元素，依照各地的内在规律组织、排列、构造，也接受外在力量的镌刻、浸润、冲蚀、锻打，沉积成体，混成一物。这种有机性保证了城市、乡村、文化肌理的整体性、生态性，也由此带来审美创造与体验的立体式、沉浸式。

四是繁盛。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制，人丁兴旺，立国兴邦是深及国家、城乡、家庭的理想。而今天我们期待文化的发展繁荣，也是对历史梦想的回响。

历史是我们生活的另一个维度，它与未来形成了生活诗意的张力。人不可能生活在对历史无感的世界，生活的光亮既来自对未来的畅想，也来自对过去的发掘。我们所处的城乡，是保存过去的容器，文化肌理则是指引我们回忆的“路标”。

我们熟悉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因为熟悉这片土地的文化肌理。文化肌理既受“时空加持”，又穿越时空。提出“文化肌理”这一理念，是期待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各地文化的演变逻辑和展开脉络，在历史中爬罗剔抉，兴象深微，并把这样的肌理融为今人的内在血肉。

（摘编自孙若风《城市肌理、乡村肌理、文化肌理》）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要说当今热度最高的网络语言，“内卷”当仁不让，各大主流媒体关于“内卷”的讨论层出不穷，简直“万物皆可卷”。豆瓣话题“你所在专业或从事行业有哪些‘内卷’现象”下，已有千万级的浏览量，数百条回答涉及求职、晋升、育儿、升学、婚恋各个领域。那么，到底什么是“内卷”呢？

据考证，“内卷”原本还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一文中提出，意思是“边际效用递减、没有发展的增长”。后来，中国的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用“内卷”来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据此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社会运行没有出现大突破。如今作为网络热词的“内卷”，显然没有那么深奥的学术含义，而是带上了调侃的意味，其最早流行可能源于几张清华学霸的照片，有同学边骑自行车边看电脑，因其过分努力的行为给旁观学生带来焦虑和压力，被称为“清华卷王”。由此生发的网络用法层出不穷。可以作为名词，如“人生是张饼，内卷是宿命”；可以作为动词，如“今天你又内卷了吗”；也可以作为形容词使用，如“这个人也太内卷了”。

从学术意义上的“内卷”到网络语言中的“内卷”，它经历了一个语义指称对象泛化，同时语义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在网络语言中，“内卷”主要表达以下几种隐含意义：

竞争的白热化导致竞争的无序化。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拼尽全力，以使自己在社会上获取竞争优势，但最终却会导致竞争的无序化，让整个群体在这种“不良竞争”中受损。比如外卖小哥原本有10分钟送餐时间，结果有人通过提速、占道等不良竞争行为，提前几分钟抵达，公司通过大数据计算，觉得他们还能再快，就会进一步缩短送餐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外卖小哥尽管已经非常努力，甚至因闯红灯等行为有生命危险，但规定的送餐时间却越来越短，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化。

过度精益求精带来无意义的重复。比如新时代的母亲们在育儿活动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往粗糙的养育方式被过度精细化取代，各种紫外线消毒奶瓶、针对婴儿不同部位的护肤品层出不穷，各位母亲绝不敢让娃输在“起跑线”，这被戏称为“母职的内卷化”。

大众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入无处不在的竞争。这里的意思强调了“内卷”不是主观努力、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出自被逼无奈、不努力就被别人甩下的恐惧。这一点在“教育内卷”“育儿内卷”“职业内卷”上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补习班广告就利用这一点：“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广告词，立刻使家长产生一种焦虑，从而被胁迫进入内卷轨道，结果“越能吃苦，却越过越苦”。

（摘自刘心萌《要奋斗，别内卷》《咬文嚼字》）

材料二：

如今，从大学生中“出圈”的“内卷”一词出现在各行各业中，成为无处释放的社会压力的代名词。人们常说，大学是一个小的社会，对于正在经历“内卷”的大学生来说，如何正确看待“内卷”，并从“内卷”中脱身，是一个重要课题。

当大学进入“严字当头”的时代，严把教学关、为大学生增负成为高校的重点工作，大学生也就自然感受到了更大的学业压力。压力并不是逃避的借口，适当的学业负担是帮助大学生成长的良药。但是，如何积极看待这样的压力，不仅需要大学生的自我调节，也需要高校给予相应的指导。

“学生说的内卷，往往想表达这样一种困惑：自己明明忙忙碌碌，学得很刻苦认真，但是好像并没有实现太大的突破，并没有提高太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阳告诉记者。

对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困惑，让不少大学生陷入“内卷”。2019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项调查显示，29.2%的被调查本科学生既无明确的自我发展规划，自主性学业参与也较低，32.8%的学生虽抱有清晰的自我发展目标定位，却在行动上滞后。在本科院校中，近42%在校生对于未来没有清晰的生涯规划。

陈阳表示，“内卷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学的学术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有学生把“内卷”看成竞争，认为高强度的竞争使人精疲力竭。“严格来说，这种理解其实脱离了吉尔茨、黄宗智的初衷”。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于涵宇在工作中发现，很多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也时常陷入“内卷”中。“比如说，有的毕业生找工作，如果我看你发朋友圈说，你这周参加10场宣讲，下周我就铆足劲儿参加20场，而且我的简历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甚至付费去排版美化。”于涵宇说，“现在内卷更多地表达一种消耗精力的死循环。作为辅导员，我们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会引导学生要有意识去思考，不要让自己进入这个陀螺式的死循环中。”于涵宇表示，自己经常向学生强调要有“思维意识”。她认为，很多大学中的考核并不是比量的竞争，因此学生们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跳出自己认为的高度一体化的竞争，静下心来向内分析自己，再向外分析整体竞争环境，结合大势锻炼和发展自己。

陈阳认为，无论是相对于个体而言，还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面对“内卷”都是一项挑战。她表示：“学生自己需要想明白‘我希望成为怎样的人’；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学生父母、需要想清楚‘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为了培养怎样的人才’‘我们希望看到孩子成为怎样的人’。”

（摘自叶雨婷《大学生的“内卷”是竞争还是内耗？如何不被“卷”？》《中国青年报》）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美国一位作家这样评价教育：“对孩子们来说，一句赞扬抵得上十句责骂。”赏识教育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强调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对学生多加鼓励，使他们在情绪上得到满足，使其学习心境保持“愉悦”，从而使学生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都处于良好的活动状态，产生求知的欲望和情感，强化学习效果，并取得求知的成功。

在教育的现实过程中，因为要赏识学生甚至讨好学生，教师对犯错误的学生不敢管、不愿管、不再管，教师基本的批评惩戒权被剥夺，教育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2019年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根据意见稿，“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根据学生违规违纪情形”“当场进行”不同程度的教育惩戒，对此有人欢呼：严慈一体、赏罚分明的教育，终于要降临了。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引入了罚站、面壁反省、请家长等处罚措施，要让教育惩罚成为学校管理的常态。

法国思想家涂尔干说：“惩罚的方式比惩罚本身更重要。”惩戒教育者认为，完整的、恰当的惩戒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惩戒教育是一种教育技巧，可以达到惩前毖后，维护纪律，使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只有捆住孩子的野性，孩子才会更加珍惜当下，懂得奋进，感念师恩。

（摘编自《让赏识教育与惩戒教育并行》《浅谈惩戒教育的意义及其运用》）

材料二   

遏制校园欺凌，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需要赋予学校、教师适当的教育惩戒权。既然惩戒是教育的一部分，就应该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来厘清教育惩戒的适用场合、方式方法及处罚程序。但从我国的现有法律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主要是把焦点放在对教育主体或成年人的约束上，对于未成年人犯错如何惩罚，在法律方面尚属于“模糊地带”，以致类似事件发生时，教师和学校很难有效应对，从而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2009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就有“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的内容。但何为“适当”，对此缺乏具体的解释，对批评教育学生的方式方法也没有明确的规章条文。因此，面对学生在校园或教室里的不当行为，如个别学生破坏课堂纪律，“问题学生”顶撞老师，同学之间发生矛盾等，老师们往往不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想管却不敢管，索性对学生的过错行为不问不管。这样的老师虽说不会因违规管理学生而受到处罚，但不能及时教育学生，易使学生的过错行为得到强化，无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良好教学秩序的建立。

对于教育惩戒，应该达成更多共识。教育惩戒不是非人道、反教育、落后的教育方式，而是现代教育的一部分，惩戒是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需要，是每位教师应有的权利。教育惩戒不能在教育场中缺席，但也不能过于随意化、个人化、情绪化。教育主管部门应组织专家，遵循法理精神和教育规律，在维护未成年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共同为学校、教师进一步明确其具有怎样的教育惩戒权，在什么情境下使用哪一种教育惩戒，出台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和程序，使教师清楚地知道学生哪些行为可以进行教育惩戒，哪些行为应该交由第三方处理，根据相关规定，按照相应的步骤和程序进行处理，而没有后顾之忧。学生也应该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包括对针对其处罚行为的申诉权。具体明晰的规定，能够让学校和教师科学洽当地处理学生不良行为，并得到学生家长的支持和理解。

（摘编自《教师应有明晰的教育惩戒权》）

材料三   

惩戒是教育的刹车，教师没有惩戒权，就如同让教师去开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

对那些缺乏规则意识和边界精神的学生进行必要的、适度的惩戒，犹如给失控的汽车及时地踩刹车。赋予教师惩戒权的初衷，不是让教师利用身份优势和手上的权力对学生进行身体上的惩罚、人格上的矮化和精神上的鞭笞，而是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

伴随着社会变迁，公众对“暴力育人”的观念越来越不理解与认同。在“为了学生好”的目标的遮蔽下，少数教师对孩子们扇耳光、拳脚相向，这样的“暴力育人”，不仅给孩子们带来身体上的疼痛，还带来精神上的伤害，甚至会给学生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

当学习成绩成为单一的评价标准，一些老师难免会变得势利起来。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得到了各种优待，那些成绩差的学生成为“眼中钉”。发生在陕西省商丹高新学校的“恶语老师”事件，涉事老师尽管没有对某成绩不好的学生进行体罚，却对其恶语相向、长期辱骂，对学生进行污名化，赋予学生一种不光彩的色彩。教师惩戒权一旦被滥用，就会给学生带来巨大的痛苦，是学生的一种不幸。给教师惩戒权戴上“紧箍咒”，避免教师“任性而为”，依然是一道现实的考题。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说：“教育必须培育人的自我决定能力，不是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教师作为除家长之外与未成年人接触最为密切、社会互动最为频繁的群体，不仅承担着传授知识、技能的职责，还应该教育和引导学生建设健康的、丰盈的精神世界。“惩戒是教育的刹车”，对学生们的失范行为进行规训与惩罚，本质上是为了让他们重回正轨。

赋予教师惩戒权，不是让教师自弹自唱、孤芳自赏，教师惩戒权也同样需要规则与边界，需要戴上“紧箍咒”。那种“我想怎样就怎样”“不管你们怎么样，反正我就这样”的想法，显然背离时代潮流，也不契合新型师生关系。

在互联网时代，教师的失范行为更容易被捕捉；“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师，要对职业多一些敬畏，对学生多一些仁爱之心，使用惩戒权要更加审慎。毕竟，频繁刹车任性刹车，许多时候不是汽车的问题，而是司机的问题。

（摘编自《“惩戒是教育的刹车”——教师惩戒权需要规则与边界》）

9 .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乡村建设的难点，也是乡村建设的灵魂，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以往一些乡村文化建设项目之所以流于形式或者难以取得理想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乡村文化知之甚少。提高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性，需要清晰认识三个问题，即乡村有哪些文化，乡村文化保存在哪里，如何建设乡村文化。

乡村是文化的宝库。乡村文化总体而言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农耕文化。这是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知识、技术、理念的综合，包括农学思想、栽培方式、耕作制度、农业技术等。二是乡村手艺。像木匠、石匠、蔑匠、刺绣、酿造等技艺，凝结了先人的生存智慧，反映着村民们的精神信仰与心理诉求。三是乡村景观文化。乡村景观以农业活动为基础，以大地景观为背景，由聚落景观、田园景观、社会生活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等共同构成，集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四是乡村节日与习俗。生活习俗作为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包括衣食住行的方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习俗，以及民间信仰与禁忌等广泛内容，也包括乡村艺术和娱乐活动等。

任何文化都需要特定载体，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在乡村。由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性，每一类文化的存在空间、呈现形态都不尽相同。以下三个方面对乡村文化建设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乡村的空间形态。乡村空间形态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的物质载体。乡村空间由村落、民居、院落及公共空间等构成。村落空间具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感化、感染或教育功能。二是乡村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是传承农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农具的使用、地方品种的延续与更新、传统栽培措施、特殊的农业制度等都存在于特定农业生产过程之中。三是乡村生活。村民日常生活的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以及街谈巷议、饮食习惯等都是传统文化载体。失去了乡村生活，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会成为“展品”和记忆。农耕文明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等，与今天所提倡的和谐、共享、低碳等理念十分契合。在理解乡村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乡村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遵守以下两个原则。

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原则。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他们既是乡村文化的建设者，也是乡村文化的受益者，只有农民最理解乡村文化与自身生产、生活的关系。任何排斥农民主体地位，试图越俎代庖，把本来的主人变成看客的做法，都必然失败。因此，要尊重农民的创造，如倡导德孝文化、弘扬优秀家风、通过村规民约移风易俗等，均是来自基层行之有效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

二是坚持保护好村落原则。丰富的农业文化以及尊老爱幼、诚实守信、邻里互助、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存在于乡村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农家院落及其特定的排列方式构成的村落形态、村落公共空间，乡村的劳动与消费方式、节日与交往习俗，以及乡村的家庭、家族、邻里、亲缘关系等，都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正是要加强村庄风貌引导，保护传统村落，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的重要原因。乡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乡村文化建设只有从保护村落开始，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做到与时俱进，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避免出现建设性破坏。

（摘编自朱启臻《乡土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材料二：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习近平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拥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劳动与教育展开的精辟论述为其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推动社会发展的方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形成的背景下，社会化的劳动生产更加依赖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向智能化和科学化的生产劳动转变，这要求工人要掌握多方面的劳动技能。因而，“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只有加强劳动教育，才能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劳动者，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在列宁看来，教育与生产相脱离会造成科技文化的落后，阻碍社会的进步。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摆脱沦为生产工具命运的重要手段就是劳动教育。工人阶级的未来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而新一代工人的成长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发展，这充分说明对新一代工人进行劳动教育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这里的新一代工人就是儿童，换言之劳动教育的主要对象就是儿童，将劳动与教育相结合，让所有儿童能够接受到免费的智力、体育和技术方面的公共教育。在综合教育的作用下，无产阶级逐渐具备工人阶级意识，逐渐摆脱消极抵御状态转变为积极斗争，最终实现社会变革，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人的全面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通过劳动教育，“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其次，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宰制下，人的劳动被异化，身体被束缚，最终失去自由个性。因而，劳动教育就是要不断加深入对劳动本质的认知，不断增强人的主体性意识，以此消除违背自身需要的异化劳动，打碎压迫在自身发展上的枷锁。最后，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人能够有意识地进行自由生产是不同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但在异化劳动的影响下已经消失始尽，逐步沦为满足人肉体生存的手段，人最终被贬低为动物，甚至会低于动物。因而，通过劳动教育来调动人的全部才能，消灭体脑差距，实现人的身心合一的发展，推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同创造。

（摘编自袁圣洁、李前进《习近平关于劳动教育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科学内容与实践路径》）

材料二：

小学作为开展劳动教育的基础阶段，此阶段的劳动教育教师应该具有科学的教育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一方面，学校应该注重对基础教育阶段劳动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组织劳动教育教师定期观摩各名师名校优质的劳动教育示范课，录制微课进行研讨交流，组成劳动教育专家小组进行课程研磨，并打造与本地特色相结合的高质量劳动教育，为劳动教育课程的基础化、专业化、多样化奠定基础。同时，呼吁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来兼职劳动教育教师，鼓励教师积极投入劳动教育事业，壮大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并给予一定的福利政策。这种专职兼职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保证学校劳动教育专业人员的专业性与稳定性，并丰富劳动教育课堂内容，为劳动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学校应统筹资金，开辟专业的劳动教育场地。让学生自己进行花井、农作物经营，陶瓷手工制作等，使每名学生都亲自动手劳动，亲自体验劳动。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劳动心得交流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动手与交流能力，同时也帮助学生收获友谊，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

父母是孩子的首任教师，相较于在其他场所进行的劳动教育，家庭中的劳动教育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影响上的终身性、内容上的生活性、实施手段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在家庭中，家长首先可以发挥自己能力范围内相关劳动专长，利用已有的家庭资源，做好劳动教育的家庭教师，对孩子开展力所能及的劳动教育，让孩子尽可能地在家庭中释放劳动天性、劳动创造力。例如，教孩子做简单的家常菜、家务活等，调动儿童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同时，倡导家长多阅读劳动教育书籍及学习相关课程，提升自己的劳动素养，在日常生活中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让孩子感受劳动、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培养其成为自信、独立及拥有劳动创造力的人。

社会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资源，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起着促进、拓展、深化的作用。社区是除家庭、学校以外，学生接触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环境。社会应提升社区工作者的劳动素养，致力于培养拥有专业能力的社区劳动教育者，并邀请专业的劳动教育教师利用工作空余时间对社区工作者进行劳动教育知识的普及。同时，社区应积极开展劳动教育活动。组织社区中的小学生在周末或者假期一起参与户外野炊、看望孤寡老人、家庭大扫除打卡活动，提升学生劳动技能、丰富劳动经历，培养劳动情意，增强社会责任感。此外，社会应该充分挖掘与拓展校外的劳动实践场所，主动与企业工厂、物流基地、职业院校进行合作沟通，共同为学生打造专业的劳动实践场地。

教师、家长、社区三方在各司其职的同时，应该多进行有效互动，互相走访、调查参观，并进行交流分享，这样才能够了解到目前的劳动教育对于学生们的现实意义，从而不断丰富与完善劳动教育内容和体系。

（摘编自任芳宜、刘瑞儒《小学劳动教育家校社共育的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