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生活在不同语言、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语言是促进人类发展、对话、和解、包容与和平的重要前提之一。

人们需要通过语言与他人沟通，并且通过语言将知识、观念、信仰和传统代代相传，这对于人类的生存、自尊、幸福、发展以及和平共处必不可少。我们认识到，在代代相传的历程中，儿童时期的语言学习效果最佳。

同时，语言还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记录并传承一个族群、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独特文化的主要载体，它有助于人们通过共享的行为模式、互动方式、认知结构和理解方式来交流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记录了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一知识宝库促进人类发展，见证了人类改造自然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摘编自《岳麓宣言》）

材料二:

《岳麓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宣言，是重要的永久性文件，也是联合国“2019国际本土语言年”的重要基础性文件。《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宣言》体现了加强语言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凝练了当前世界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保护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倡导各国制定行动纲领和实施方案，同时汇聚了语言资源保护的做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模式和路线图，体现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宣言》在制定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受到各方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将为指导世界各国和地区保护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摘编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保护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年1月22日）

材料三:

人工智能会成为濒危语言的救命稻草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的确可以。如果使用到位，至少能避免重演“一个人带走一种语言”的尴尬。不过，它依然不能有效地解决语言使用热情问题。实际上，在语言政策趋于开明的现代社会，濒危语言更难以摆脱的威胁是在社会变迁中跟上时代的压力。鼓励更多人使用濒危的母语，还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和资源支持，缓解社会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带来的冲击。有语言学家研究了墨西哥的原住民社区发现，为濒危语言提供社区支持至关重要。有了相应的社区图书馆，社区组织等，不但人们更有凝聚力，他们的语言也有了生存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和技术手段再发达，都要以人为归宿。否则，它只能为濒危语言搭一个留待后人进行再发现的中转站或庇护所而已。

（摘编自刘天亮《给濒危语言更广阔的世界》，《人民日报》2019年2月 22日）

材料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家罗素表示，在今天存世的7000多种语言中，不到3%的人口说着占比96%的语言，鼓励语言多样性和尊重母语教育并重意味着从孩童的早期阶段开始多语言的培养，为各语言的使用提供沟通和交流的空间。“要让古老而独特的文化代代相传，就必须为所有语言的使用者提供平等教育机会，加强社会融入。”他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多样性保证了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语言文化交流增信释疑，沟通情感，缔结友谊，中国承担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摘编自刘博超《语言多样性为何如此重要》，《光明日报》2019年2月22日）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三十多年前的一道考题，冥冥之中决定了朱有勇为农业科学奋斗的一生。1982年，朱有勇参加研究生面试。后来成为他导师的段永嘉问道：“追溯世界农业历史，依靠化学农药控制病虫害不足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生产中，人们靠什么控制病虫害？”这一问把他问懵了。那个年代，农作物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容易发生病虫害，致使农药用量大幅增加，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粮食生产构成潜在危险，水稻稻瘟病即为典型。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

1986年，朱有勇在云南省石屏县田间考察，偶然发现当地农民用杂交稻和糯稻间种，稻田很少发生稻瘟病。难道稻瘟病发病率跟水稻品种的多样性有关？循着这个思路，他开始了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病虫害的研究。此后10多年，他边研究控病机理，边进行了近千次试验，最终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径。2000年，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引起全球关注。朱有勇研发的“遗传多样性控制水稻病害”技术在全国推广6000多万亩，并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科研一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物种多样性控制作物病虫害”技术在国内外应用3亿多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两项技术都创造了显著效益，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有勇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他选择投身新战场——

云南省澜沧拉祜（hù）族自治县，2015年贫困发生率仍然高达41%。这一年，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澜沧县。谁来牵头挑起重担呢？时年60岁的朱有勇主动请缨：“我年轻，我来干！”说干就干，朱有勇把院士专家工作站建在了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组，带领团队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寨子扎下根，一待就是五年。

倡导种冬季土豆，农民刚开始不积极，他跟村组干部搞起了示范种植；考察三七基地的路上，车子陷进了泥坑，他第一个下去推车，任凭泥巴溅了一身；寻找水源时，他拄着拐杖穿行在雨后湿滑的山坡，一路上跌了三跤……

驻村扶贫，迷彩服就是朱有勇的“作战服”。他要求参加院士指导班的学员都要穿上迷彩服，因为这样可以一扫长期贫困滋生的萎靡气息，激发起奋斗的姿态来。

种出5斤重的“神奇土豆”，种出药企抢着买的“有机三七”，培养科技致富带头人……把“冬闲田”变“致富田”，老百姓的评价，就是朱有勇脱贫战线上的口碑。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个旧市一个农村家庭。他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对贫穷和饥饿的记忆刻骨铭心。“农民种地很辛苦，但再怎么拼命干活，种的粮食仍吃不饱。”“让农民过好一点，就是我的初心，是童年最早的理想。”朱有勇说。

恢复高考第一年，朱有勇考上云南农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成绩优异，名列班级第一。毕业前夕，朱有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人与他谈话，他表示：“我愿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毕业后绝对服从组织分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句承诺，映照了一名共产党人初心不改的一生。

留学澳洲时，他本来有机会留在悉尼，“一天的工资可能相当于国内一个月”，但他毅然回到祖国，立志“科研报国”。

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把云南农业大学奖励的200万元悉数捐出，在学校成立“有勇奖学基金会”；2015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奖杰出贡献奖”，他又将200万元奖金捐赠给了基金会。

把论文写在大地，把农民装在心里。朱有勇说：“看到科研成果在千万户农民家里开花结果，比拿多高的奖金、发表多重要的文章都更高兴。”“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是我的本分；作为一个科技扶贫代表，我不是一个人在努力，是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都在努力。”2019年12月被评为“时代楷模”的朱有勇曾说：“全国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把他们的科技成果应用到了千万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积极贡献，他们才是千万个‘时代楷模’。”

（摘编自《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我是一个会种庄稼的农民”》）

相关链接：

①朱有勇在全国首创中国工程院科技扶贫技能实训班。院士专家直接为农户授课，以“课堂在田间、考试看收成”的全新教学模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理论、教生产，手把手地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直至学懂学会。到目前为止，院士专家已培养了840名乡土人才，这些学员回乡以后为脱贫致富发挥了带头作用，变成一颗颗脱贫致富的“种子”洒遍澜沧大地，形成脱贫攻坚的“星火燎原”之势。

（中宣部评选“最美奋斗者”朱有勇事迹材料）

②在澜沧开始推广林下三七种植技术时，扶贫团队里起初有两种声音，有人认为研究林下三七花了10多年时间不容易，应该技术保密，通过技术转让盈利。但朱有勇坚持免费给老百姓使用技术，他说：“不能我们发财了，老百姓用不上。”

（《光明日报》《朱有勇：用知识改变农民命运》）

材料一：

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但两汉魏晋以来，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去认识，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

如钱穆所说：“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中去领悟。”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轻逻辑思维的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长处是对世界、对事物容易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具有较长远的历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经验，好历史，民族心态总的讲比较冷静、沉稳，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历史的大灾大变，使民族文化不断延续、发展。其短处则在于由于轻逻辑思维，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精确性，不容易形成科学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知。

（摘编自《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

材料二：

儒家在许多方面都是自命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无需客体认可。所以，儒家除学理依据周礼之外，其余的内容不是客体社会需要，而是自我命名，先规定，后存在的。

儒家的学理错误是自命无证。这会导致错误的学风，只要主观意志，而无需客观实践。重言轻行，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学风也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现代性的认知是创造性推动的，现代性的实践是积极协作，恰恰是动手动口的结合。主观的东西必须被客观证实，自命无效，证实才能有效。这样从古典时期的权威独霸脱离群众，演变成大众认证、客体认证、监控认证，说明自命都是无效的。现代性在学理上是客体认证大于主体自命。凸显客观性认证，把认知变成客体化的，这是现代性的特点。

本质而言，主体性必须经过客体认证，才能检测主体性是不是适合现实。儒家的心学实际是自命无证的。这正是佛教指责的，“想入非非”，舍弃客体，无法正心诚意。朱熹格物致知说基本导向客体认证。对知识进行客体认证，会使知识成为真实的知识。传统思想走的是权威主义之路，圣人之言无需客体认证。现代性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知识就是被客体认证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确定性的，才能使人信服。

传统文化历经三个阶段：第一是远古时代，文字初创，人文初建的时期，以原始人文意识、宗教为特点；第二是秦始皇之后的封建社会，文明开启，文字统一，历史演义家天下大一统；第三是元宋明清时期，晚清时期，客观性认识不断增加，自我认识开启，接纳域外文明。从古典时期的自命无证，到晚清时期追求知识的客观化标准，接纳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现代性更是把客观化的标准作为知识的尺度，思想的依据，认识的来源。所以现代性的自命无证被淡化为客观认证。现代性必须经过客观认证才能反思知识作为自身的合理性，从实践认识知识的可行性。最终以事实作为知识的结果，以客观化作为自我意志的标准。现代性虽然看似缺少了古人所谓的诚信，但是总体上建立了个人认知的可信度。这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年轻人“未老先衰”，他们没有古人少年时期的疏狂，但是整个传统文化因为自命无证而变成整体性的谎言。古人的言辞散漫正是自命无证造成的，因为拥有无须客观化的认知，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会造成言辞与现实的背离，而古典时期一直不顾这种背离。这是认识论的历史——不断增强的客观化，不断使思想回到现实，工具理性和客观化的理性不断完善。

（摘编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材料三：

道与器的相互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一个“道”字和一个“器”字，对宇宙万物的生发及其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宏大非凡的概括力，展现了中华文化卓越的思维魅力。

一方面，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的总根源，或一切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另一方面，与无形的道相对的是有形的器。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以道驭器、重道轻器，由此形成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探究道理、道路、方向、原则等重大问题的特点，但也具有忽视科技等器的因素的一面。究其原因，问题不在于道，而在我们未能摆正道与器的关系，只看到道高于器、统御器的一面，没有充分重视道生于器、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所以，正确的做法应是以道御器、道器并重。以道御器就是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道文化的优势，驾取器物之用，引导人类役物而非役于物；道器并重就是道与器协力，使传统文化道的优势和现代化器的优势，形成互补互进的良性状态，促进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科技创新等更好更快发展。

（摘编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

材料一：

中国古代语言规范的核心内容是确立某种语言或方言作为全国通用的交际工具，即以地位规范为主。最早有记载的通用语是“雅言”，即周天子居住地的方言，在各方言中居于较高地位。当时用“雅言”去读解经文是对读书人的基本要求。《论语·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春秋战国时期，全国性通用语已经不复存在。《吕氏春秋·知化》云：“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马上着手全国通用语言文字的确立。许慎《说文解字·叙》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秦朝文字规范统一的措施对共同语的确立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到了汉朝，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盛，语言的统一性大大加强，扬雄《方言》中的“通语”即是可通行于四方的共同语，是以汉朝都城所在地的秦晋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导致其语言情况“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音辞篇》）。由于洛阳是东汉乃至魏晋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洛阳方言的影响非常大，洛阳太学书生诵读经典的读书音“洛生咏”享有较高的声誉，为各方言区人所模仿。颜之推主张“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也就是以帝王都邑语音作为规范语言的基础语音，他反复校量，最后取南方金陵语音和北方洛下语音两相折中，作为南北通用的标准语音。“这种主张，奠定了隋唐统一中国后的语言规范的理论基础。”隋唐至宋，主要通过颁布官修韵书来确立和推广通用语的语音标准，比较重要的如《切韵》《唐韵》《广韵》等。因为洛阳、长安、开封等地区一直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这些地方的方言就具有了通语性质。元朝定都大都以后，学校教学都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音的“天下通语”，国家的主导性或基础性方言由中原地区向北偏移。明朝和清朝继续以北京作为都城，北京地区方言作为全国通用语的基础方言地位进一步巩固，称为“官话”。

纵现中国古代语言规范的历程，语言规范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何种方言作为全国通用语，一般都城所在地方言就成了全国通用语。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王朝的都城基本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华北平原——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地，政治上的优势决定这些地方的方言先后成为全国性的通用语，通用度非常广，其使用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新老都城所在地，而是广泛存在于华北、东北、西北、西南、江淮等广大地区，最终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摘编自刘楚群《当今语言规范观：中和诚雅》）

材料二：

语言规范的“雅正观”贯穿古今。现代汉语时期，强调“正”多于强调“雅”，讲“规范”多讲“雅顺”少。在教育普及的当下，在重视文化的当下，既要讲“正”又要讲“雅”。当然，雅正是就规范而言，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生活，则不必也不应强调“纯洁”。通过语言规范来匡谬正俗，这种规范观虽然较为传统，也常有批评，但仍然在社会上较为流行，也确实是语言生活所需要的。

语言规范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语言变项的选择。语言在历时发展中，在共时应用中，都会出现变异和分歧，一个语言项目可能形成若干变项。语言变项的存在是常态，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种表现，当然也是语言整合的对象。语言观范就是对语言生活中存在的语言变项的选择，就是依照语言发展规律的选择。认识语言规范的这一性质，树立语言规范的“选择观”，可以从根本上摆正语言规范与语言发展的关系，可以自觉地在语言规范过程中去发现语言发展的新规律。语言规范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在语言生活中出现了紊乱现象时，需要动用社会之力帮助语言的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使语言生活恢复到新的有序状态。

语言规范的根本目标是为语言生活服务。“语言生活观”要求语言规范既要反映语言生活现实，又能引导语言生活向前发展。评价语言规范是否合适，就看它是否客观反映了语言生活实际，看它能否科学地指导语言生活。

既然如此，了解语言生活，认识语言生活，是做好语言规范的必要条件。语言生活错综复杂，常要使用现代的各种观测方法，比如建立动态流通语料库，就如同水文监测、气象监测一样，利用这一语料库来监测语言生活的各种变化。观测语言生活，也包括观测语言舆情。语言舆情是社会语言意识的重要表现，同时，通过语言舆情也能够逐浙形成新的语言意识。

一个观念可以改换一个视角，改换一个视角可以发现一片新的学术视域。在雅正观、选择观、语言生活观的综合关照下，我们便会开拓更多新的学术视域，必然会对语言规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语言规范研究必然会有一个跨越性的新发展。

（摘编自李宇明《语言规范试说》）

与自然界的生物不同，人不仅有长久的记忆，而且还能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媒介不断强化、延伸这一能力。就此而言，记忆对于人类历史的建构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化中，关于记忆的表达因关乎人的情感和想象而成为一种美学化的表达，表现出浓郁的审美特征。宇文所安曾讲：“在西方传统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和真实上，在中国文化中，与它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由此突出了西方认知世界重视真理及其价值，而中国认知世界重视历史复现和记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愈是趋于审美的记忆，愈是表现出与实然历史相疏离的特征。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并不意味着诗人经历的实然过往就一定杨柳春风，而更多是以对往昔生活的美化来反衬当下境遇的残酷。自《诗》《骚》始，中国诗文中有大量此类的诗篇，如忆昔、远游、悼亡、伤逝，故人、故乡、故国，几乎一切过往均会成为诱发诗情记忆的对象。个人曾有的经历在此被赋予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实然性的历史则只不过充当了个体情感的载具。

除个人记忆因与实然历史疏离而形成审美的累积，民间记忆及相关的文学形式也是如此。如冯友兰所讲“天文学不承认月中有嫦娥，但梅兰芳可以演嫦娥奔月”，“《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关公，与《三国志》里所说的关公，不大相同”，但“社会中一般人心目中的关公，是《三国演义》中的关公”。这意味着，在历史的真实之外，还会有一种被审美化的观念的真实，民间传统属于后者。

再次看士人阶层。与民间记忆总是游离于真实历史不同，士人的相关记忆则更多奠基于实际的历史知识训练。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经学教育与历史教育是一体的，这直接导致了士人经学修养与历史修养的重叠，也使“托史言志”成为历代士人最重要的话语方式。从中国传统看，秦汉时，士人对经史知识的阐发主要是思想性的。东汉之后，则逐渐衍生出了对历史阐发的新形式：借史来感怀，借怀古来抒怀。并自此形成了中国咏史诗、怀古诗的传统。这样，抽象的记忆被形象化、景观化，也因此更具有审美价值。之后，中国士人对历史的审关发现进一步向日常生活蔓延：各类古器物成为文人士夫日常展玩雅赏的对象。相比而言，历史文物作为家庭陈设或文人雅集的谈资，具有鲜活的在场感。它不但更便于唤醒人的历史记忆，而且让人“身生后世，眼对前朝”，在古与今的交相辉映中有效延展了记忆的张力。可以认为，中国士人阶层关于历史记忆的不同呈现方式，是一个理性向情感、景观、日常生活不断蔓延的过程，也是历史的审美品格不断提升和弥散的过程。

最后是王朝、国家记忆，这种记忆主要存在于群体性的祭祀中。每次祭祀都是遍布各地的姬姓诸侯在王都的重聚，都是对共同祖先的追忆，也是对亲族团结的政治宣示。同时，祭祀活动的仪式性、秩序感和神圣性，均使对先祖的追忆显现出审美特征。对于王朝、国家来讲，这种由审美记忆维系的共同情感，是其历史得以绵延的标志。按照中国传统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相关祭祀既是王朝、国家层面的，也被细化到社会的每个单元，如家庭、宗族等。以此为背景，在传统大一统国家，整个社会很容易被想象为有共同的族源，于是超越家族、朝代的共同祖先被设定出来，如黄帝和炎帝。这样，由祭祀承载的先祖记忆就具有了纵贯中国历史的意义，而美和艺术也必然成为其中的伴随物。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时间、历史和记忆》）

材料一：

屠呦呦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得了新思路，提取出青蒿素，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古籍的惊人价值。对于古籍的界定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通行的是：1911年以前、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采用中国传统的著作方式、具有中国传统装帧形式的书籍。古籍的类型除了大量的汉文古籍，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认识和了解古籍成为一种需求。古籍的价值是多重的。古籍的载体材料主要包括纸张、织物和墨。这三种材料由于产生或制作的年代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元代以前印书主要用麻纸、皮纸，明代以后大量用竹纸，通过载体材料体现出的文物价值显而易见。浩瀚的古代文献记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为了解先人的政治、文化、制度、风俗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就是古籍的文献价值。古籍在加工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材料以及制版、印刷中所体现出来的工艺都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人们看到一部古籍，往往还未翻阅，就已为其精美的外观和典雅的色调所征服。对文献研究者来说，文献价值是古籍的“皮”，其他价值则是古籍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存世古籍总量大约有20万种。其中一些珍贵的古籍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珍贵古籍不仅包括全本，还包括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残本、散页等。元代及元代以前版印、抄写的古籍已万不存一，流传至今者是我国现存古籍中最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古籍非常稀有，很多作为文物被珍藏在图书馆，读者很难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取材于李致忠、梁爱民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古籍的传承性保护是一种新兴的古籍保护理念。以往，古籍保护提倡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原生性保护指保护古籍文物本身，可谓之“存形”；再生性保护指对古籍的影印、缩微复制和整理出版等，可谓之“移形”。不过，这两种方式主要解决古籍“藏”与“用”的问题，而古籍的“藏”与“用”长期局限在特定的机构与学者群体中，未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广泛注意。传承性保护则是利用各种更易于接受的方式将古籍推向大众，让古籍“活”起来，实现古籍从“藏”到“用”最后至“活”的飞跃。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飞跃提供了条件。人工智能处理古籍的过程大体包含四步：首先，将古籍扫描并处理成图像文件。其次，通过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将图像文件中的文字识别为计算机可处理的电子文本。再次，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所获取的文本进行基础性加工，包括自动断句、标点以及词语切分等。最后，识别并抽取文本中的专名（如人名、地名、书名）等概念与知识，为后续深入的古籍知识挖掘提供基础性支撑。

目前，研究者引入序列标注模型，在计算机自动断句、标点、专名识别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谓序列标注，即输入字符串，预测每个字符在该位置的专名属性以及是否在该位置断句。例如，输入“论语云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模型应预测为“（B-BOOK）（E-BOOK）S（B-PER）（E-PER）OOSOOOO”，其中，“B-BOOK”表示书名开头的字，这里指“论”；“E-BOOK”表示书名结尾的字，这里指“语”；“S”表示其后应断句的字，这里对应“云”和第一个“礼”；“B-PER”表示人名开头的字，这里指“管”；“E-PER”表示人名结尾的字，这里指“氏”；“O”表示不做任何操作。每一个字都对应一个或一组符号。研究者通过多种机器学习模型，训练计算机自动标注文本序列的能力，进而使其完成自动断句、标点、专名识别等任务。模型预测的综合准确率均达到90%以上。由此，海量的典籍就可以转化为数字化、结构化的文本，从而降低普通人阅读古籍的难度，实现互联网环境下古籍的传承性保护。

让古籍“活”起来的尝试还有很多。《典籍里的中国》等节目不断涌现，各地古籍存藏单位联合举办“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延续古人“曝书护书”的习俗，不仅晒古籍珍宝，也晒修复、装帧等相关技艺，有的还能让人现场体验。

（取材于周余姣、胡韧奋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中国美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独具特色的美学。这里所说的中国美学，包括中国古代美学、中国近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传统形态的美学，中国近代美学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则是一种开放形态的美学。三者虽有各自的特点，但又有一脉贯穿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西方美学与我们不同，它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这种差异不是由美学决定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农业文化。中国文人与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情缘。他们认为，大自然是朋友，是最美的事物，是可以怡情悦性的审美场所。中国传统美学就是以“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原点建构起来的。诸如“情景”“意象”“意境”“物色”等美学范畴，又如“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神与物游”“感物动心”和“借彼物理，抒我心胸”等美学思想，都是人与自然亲密交往、对话和融合的产物，由此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一种特色。

西方美学重在求“本质”，中国美学则重在求“神韵”。在中国美学中，“神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南北朝时，“神韵”一词只是用在对于人物的审美评价中，指人的气质美和风度美；后来也用在对大自然和艺术的审美中，前者指神态美，后者指韵味美。无论是人的神韵，还是自然的神韵和艺术的神韵，都是指审美对象内在的生命、精神和意蕴。它是通过外在形式如“形”或“象”表现出来的。但是，它与西方美学的“思想”“情感”和“意义”又不相同。西方艺术中的“思想”“情感”和“意义”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而中国艺术的“神韵”则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

中国美学家谈论“美”的问题，大多是结合着生活、实用和功利一起谈的。西方美学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求解“美本身”开始，就有排斥“实用”的倾向。后来，康德干脆将“实用”的奠基石彻底拿掉了，将审美与实用（即功利）对立起来。从此西方美学就走上了“务虚”的形而上的发展路线。

（摘编自古风《从比较视域看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材料二：

文艺是社会审美最高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作家、艺术家是全社会的审美导师。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既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又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作家、艺术家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双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

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辉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空之中，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诗言志”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诸多典籍如《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正得失，动天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只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家国之志。

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诗人徐迟请毛泽东同志题字，并向毛泽东同志请教怎样作诗。毛泽东同志题写了“诗言志”三个字。这“志”即家国之志。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与“寄”的统一即是情与理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具体来说，是六朝的绮靡之风。这股绮靡之风，有“兴”而无“寄”。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明确表示：“常恐逶逦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子昂援引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理论，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既善，又美！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唐朝初年，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提出“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所谓“释实求华，以人从欲”，就是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值得注意的是，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曾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当今的“过娱”，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哀“后宫争宠”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打着美学的旗号，然而，实际上是在糟蹋美学。凡此种种，都是在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

作为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鼓劲呐喊，为新时代新生活新事业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一：

20多年来，网络文学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前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来临，网络文学行业坚定初心、锐意进取，在守正创新中，从内容创作到商业模式全面探索网络文学健康蓬勃发展之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勇于回答时代课题。2012年以来，中国网络文学读者规模以年均超过10%的增速不断社大，用户规模已达4.3亿。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网络文学依托便利的传播条件，内提素质、外树形象，已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网络文学行业要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发展方向，通过讲述精彩的故事、展现鲜活的语言、塑造丰满的形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在作品中，让读者感悟、认同社会主流价值。

坚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反映时代精神。《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在2442万部各类题材网络文学作品中，现实题材作品已超过六成，同比增长24%，一批反映创新创业、社区管理、精准扶贫、物流快递、山村支教的现实题材作品脱颖而出，主题格调、内容质量以及社会效益均有明显提升，并产生出一批既反映现实生活又体现网络文学节奏与特色的优秀作品，实现了表现形式与作品选题的双重突破。

今年，网络文学平台纷纷推出现实题材征文大赛，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现实题材主题征文大赛中，就涌现出《旷世烟火》《无字江山》《天梯》《俗艺大师》等多部优秀作品，此外，网站从推荐位到稿费也都向现实题材作品倾斜，不但将很多网络文学作者引向现实题材作品创作，也吸引了不少传统作家加盟。

（摘编王小书《守正创新，探索网络文学健康发展之路》）

材料二：

中国网络文学自诞生起便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切渊源。在其发轫之初，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就是模仿经典或戏仿名作的文字，一些早期作者，也是在文学经典指引下，一步步走进网络文学园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佳作名篇如浩宇繁星，众多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典范之作，既是文学创作技巧的取法宝库，也是作家灵感的不竭源泉。通过化用和改造的方式致敬经典作品，是网络文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莲青漪的《狼毫小笔》，模仿唐诗宋词情韵兼备，描绘名胜古迹形神俱足，演绎历史传说袭故弥新，广受读者喜爱，这类清新雅丽，古意悠悠的作品，大都直接受益于经典的熏陶或名作的浸染。古风小说《绾青丝》大量引用唐宋诗词，颇有“清词丽句必为邻”的意味。小说中《咏柳》《问刘十九》《水调歌头》《卜算子·咏梅》《一剪梅》等名篇起到烘托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还原和再造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境，也是网络文学的典型创作模式。纵观当红的网络文学作品，往往营造一种古雅和精致的意境，表现出对民族审美传统和优秀传统美德的追慕和认同。如《琅琊榜》《鹤唳华亭》等轰动一时的作品，从小说文本到影视改编都表现突出。这些作品的成功固然各有原因，但有一点大致相同，那就是原作者大多是酷爱古典文学的人，他们对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宋诗词中经典意境的巧妙借用和转化，让雅好此道的读者爱不释手。

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则着力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传统神话的现代价值，以全新网络文学形态进行演绎和创新。

（摘编自陈定家《网络文学：开掘宝贵资源 打造精品力作》）

材料三：

近年来，网络文学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盗版行为的侵害。据有关统计，2018年我国网络文学因盗版造成的损失高达58.3亿元。打击各种盗版平台花样百出的侵权行为，成为网络文学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

与已经在正版化道路上取得很大进展的网络视频和网络音乐相比，网络文学的盗版难题显得格外突出。这既与文字作品本身的特性有关，也与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有关。

相比视频和音乐作品，文字作品的存储空间特别小，即使是长达数百万字的作品，也只有几百个千字节（KB）。文字作品对服务器和带宽的要求也极低，盗版者只需租用一台小型服务器就能下载成千上万部作品。尤其是随着移动阅读的兴起，盗版网络文学聚合类APP应用的监管难度显著增大；门槛低，获利大，打击难，网文盗版现象因此比较严重。行政、司法和社会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是打击侵权盗版的有效途径，其中司法保护尤为重要。实践中，许多权利人即使赢得了诉讼，所获赔偿也难以填平损失。按照现行有关法规，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侵犯著作权的最高赔偿金额为50万元。和权利人的损失相比，与不法分子的违法所得相比，这一赔偿标准明显不够。

打击侵权盗版，需要完善版权保护制度体系。当前，网络文学已成为诸多文化创意产业的源头，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大，侵权盗版所造成的损失也水涨船高。如果不从立法层面加大处罚力度，考虑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将不足以对不法分子构成威慑。除此之外，也应从制度上鼓励创新，激发原创动力，推动优秀作品创作生产，创新版权治理模式，建立协同治理联动机制；推动版权信息共享，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等等。

（摘编自张贺《合力打击网络文学盗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