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们在讲述历史的时候，能不能把某一时期的历史讲成一幅像手卷一样的图画，在这幅像《清明上河图》那样逐渐展开的图画里面，呈现出来的，不只是这个时期的大事，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特有的情况和气氛。把这个时代最具特点，与其他时代很不相同的地方，勾勒描绘出来。这样讲述历史的好处，是每一个时代都活泼鲜明，而又各不相同。

——摘编自张元《谈历史，话教学》

在17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更加文明和礼貌”，中国是“欧洲的典范”，中国的伦理和德政是解救邪恶的正确道路。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家人和教会高层的手稿中，中国是这样一种形象：虽然名义上远在天边的皇帝是国家统治者，实质事务确是由经过考试制度拔擢的文官系统掌控，日常生活则由复杂的风俗习惯所规范，如此，社会和谐才得维持。

18世纪晚期，西方逐渐出现批评中国的声音，马戛尔尼就在日记里描绘着清朝的落后和愚昧。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样貌等，遭到西方的全面批判，“劣等他者”成为描述中国形象的主要内容。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施爱东对于西方与中国形象相关的漫画和插画进行研究。16—18世纪的欧洲人很少深入中国内地，图书插画中的中国元素，除了贯穿于整个16—19世纪的大辫子，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元素主要是汉子、佛塔、凉亭、商铺、轿子、码头、牌坊、灯笼、纸伞、对联、拱桥、打牌、喝茶、放风筝等，这些插画表现了一个宁静安乐的异域东方。19世纪大量西方商人和冒险家开始深入中国内地，图书插画中的中国元素也相应的扩增了。前两个世纪出现的中国元素依旧会出现在19世纪的插画中，但是，从出现频率看，表现宁静安乐的元素明显偏少，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颓废的鸦片烟管、戴枷的囚犯、路边的乞丐、求神拜佛的男女、阴沉的街道、女人的小脚……

——摘编自《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材料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的近代契约论到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再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代表了历史上三种国家理论范式。

——摘编自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赫尔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人类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类拥有独有的“虚构能力”。人类的几乎一切社会秩序，不管是政治制度、经济秩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宗教等等，都不是天然存在，而是人类意识虚构出来的。当时下的社会秩序束缚了人类时，人类就会虚构出一个新的秩序将其取而代之。对于人类而言，虚构秩序的进化代替了身体进化，大大加速了人类发展的速度。

晚清时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选官制度发生变革。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其 统一的癸卯学制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且由政府督导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办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以西学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章程》对学校体系、课程设置、管理通则等做了具体规定，直接把“尚武”与“忠君”“尊孔”“尚公”等 内容定为教育宗旨，指出学堂应“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以养成 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章程》规定了学校教育中几何代数、植物动物、理化、法制理财、体 操等课程的课时，在中学堂180个课时中，读经讲经以45课时居于榜首，还规定自高等小学以上，毕业   考试结果分最优、优、中、下、最下五等，一般中等以上者都获相应奖励出身(大致可分为翰林、进士、 举人、贡生、生员五级),并被授以官职或得以升学。

——摘编自《中国近代教育史》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材料   在19世纪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的“全球标准时间”，多种时间表述在世界范围内共存。至19世纪，计时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仍是一项混乱而令人困惑的事情，如19世纪中期的美国存在数百种时间标准，仅成斯康星州便有38个时间标准；德国在当时存在5个时间系统。统一时间运动始于英国。1840年，英国大西部铁路率先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并逐渐推广至全国。至1855年，英国98%的公共时钟已经设置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83年，美国铁路部门开始效仿英国，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时区。1884年，国际子午线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正式引入世界标准时间概念，世界标准时间运动也从北大西洋地区逐步扩张到世界其他地区。但此时欧洲仍存在多个时间，如德国采用的是“中欧时间”（直到1893年，在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推动下才更换为格林尼治时间），法国及其殖民地采用的是“巴黎时间”。

——摘编自艾仁贵《全球时间趋同的成就与隐忧》

材料：清季（即清末）以前，谈及宋朝学界常以“积弱不振”来概括。这与“积贫积弱”存在本质区别，其一，“积弱不振”更多偏向宋朝“积弱”，比如王夫之甚至认为宋朝的忧患有弱无贫；其二，更多侧重主观政论而非客观史评，比如古代学者对王安石变法恶语相向，以致人们将其视为奸邪小人。与前人相比，梁启超共有两大突破：第一，在评论宋朝的国衰兵弱时，兼顾评议宋朝的国贫民穷。第二，在谈论自家的主观政见时，立足讲说宋代的客观史事。从此，学界开始摆脱儒教史观中君臣之分与正邪之辨的束缚。积贫积弱论的定型，首次显现于民国钱穆的《国史大纲》一书，后来该论因邓广铭师徒的播扬而备受全国学界青睐。改革开放后，宋朝形象从积贫积弱论向登峰造极论迈进，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转型只是趋势，目前尚未彻底完成。

——摘编自朱永清《积贫积弱：清季以降宋朝贫弱形象的演变》

材料   关于宋代经济革命，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都高度肯定了宋代经济的发展。下表为部分学者关于宋代经济革命的研究观点与成果一览表。

——摘编自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